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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活動
2019年《經濟藍皮書夏季號》發布會在京召開

2019-10-31

調整字號:

《經濟藍皮書夏季號:中國經濟增長報告(2018~2019)》

  顧問:李揚

  主編:張平、劉霞輝

  副主編:袁富華、張自然

  著者:張自然、張平、袁富華等

  出版時間:2019-09-01

  叢書名: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學部經濟藍皮書夏季號

  書號:9787520155045  

  出版社: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內容簡介】

  《經濟藍皮書夏季號:中國經濟增長報告(2018~2019)》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宏观报告,第二部分为经济发展报告。宏观报告回顾了2018-2019年中国宏观经济的经验事实,随着中国GDP不断增长,2019年中国城市化率将突破60%,以城市人口聚集推动的服务业和消费比重不断上升,服务业已经成为中国发展的新引擎,逐步替代增长靠工业、投资和出口拉动的物质生产模式。第二部分为中国区域经济前景报告。通过对1990-2019年中国各省区市可持续发展情况和发展前景进行分析,得出了中国30个省区市1990-2019年、“八五”至“十三五”的发展前景和各一级指标经济增长、增长潜力、政府效率、人民生活和环境质量的指数、分级和排名情况,并进行影响因素、雷达图等相关分析。

  2019年10月29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經濟研究所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主办的《經濟藍皮書夏季號:中國經濟增長報告(2018~2019)》在京召开。

  中国社会科学院經濟研究所研究员张平、刘霞辉、袁富华、张自然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副总编辑周丽等出席会议并发言。会议就2018~2019年中国经济增长情况进行了研讨,对2019年中国经济进行了展望,并发布了《經濟藍皮書夏季號:中國經濟增長報告(2018~2019)》。

  藍皮書認爲,2019年中國的城市化率必將突破60%,由城市人口集聚推動的服務業和消費比重不斷上升,城市化正在成爲中國發展的新引擎。短期外部沖擊和經濟新常態開啓了中國由高速增長向高質量發展的路徑轉換,其核心是從大規模物質生産的目標導向轉向“以人民爲中心”的目標導向,通過人力資本積累、經濟個體的鏈接與互動推動創新發展,形成“消費結構升級—人力資本積累—創新效率提升”的良性循環和跨期補償機制。但是,高端服務業和要素升級普遍具有跨期特征,同時結構服務化過程存在風險和不確定性,爲了保持可持續的城市化,需要打破原有路徑依賴,以制度完善和深化改革爲依托,增強經濟體制韌性,提升資源配置效率。實現高質量發展需要增強經濟韌性,彌補消費升級短板,提高制度質量,激勵創新與實現可持續增長,彌補自身發展短板,完成高質量增長轉型,建立現代治理體制。

  《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學部經濟藍皮書夏季號:中國經濟增長報告(2018~2019)》內容精選

  中國經濟總體平穩,但面臨外部沖擊和金融整頓的挑戰

  藍皮書指出,2019年5月中美貿易爭端再起,經濟平穩預期受到沖擊,直接引發了全球經濟出現衰退迹象:2019年5月中國PMI跌入枯榮線,而德國PMI爲44.3,同年4月德國出口環比下降3.7%,美聯儲做出從加息到降息的政策預期。2019年下半年中國不僅要應對中美雙邊貿易問題,而且要未雨綢缪應對全球經濟走弱的外部沖擊。2019年5月底包商銀行事件直接沖擊了金融市場,質押回購利率飙升,信用債券市場和非標市場劇烈震蕩,對中小銀行和非銀行金融機構起到了明顯的信用收緊效應,信用收縮削弱了積極財政政策效果。在外部沖擊下,2019年1~5月中國淨出口增長33.8%,顯示出中國經濟的韌性,2019年上半年中國經濟保持6.3%的增速。中國經濟總體平穩,但外部沖擊和金融整頓的挑戰都顯示名義GDP增長緩慢,核心CPI下降,預計PPI在2019年9月轉負,2019年全年名義GDP增速維持在8%以內。名義GDP增速下降表明內需偏弱,其中有政策性、監管性的問題,更爲重要的是要通過改革和政策調整實現結構再平衡。同時,只有在體制層面上促進消費,放松服務業管制,推進負面清單制度,升級服務業和制造業,才能産生持續的內需動力。宏觀政策目標“穩”字當頭,增強經濟體制韌性是政策“收”與“放”的關鍵變量,增強體制彈性、保持監管中性才能穩定預期,在此基礎上促進中國經濟高質量轉型。

  當前最爲重要的策略是化危機爲結構調整和高質量轉型的新動力,政策激勵方式要從“救助激勵”轉向“治理激勵”,體制建設上應充分體現城市化時代的包容性、資源利用機會的公平性,注重創新活力的激發。傳統政策激勵都是“救助激勵”,即地方政府、企業等搶奪金融資源,等待中央政府救助,最終導致政府、企業負債率過高,這種模式與高質量發展和創新效率不相容。“救助激勵”轉向“治理激勵”,是體制彈性和發展韌性的要義。

(参见《經濟藍皮書夏季號:中國經濟增長報告(2018~2019)》p2-3,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9月)

  外部沖擊引起經濟增長預期下調

  藍皮書指出,2019年第一季度GDP同比增長6.4%,環比增長1.4%,保持平穩增長態勢,4~5月的數據則偏弱。一方面,減稅導致很多出口和生産在3月便提前完成,4月的生産因政策因素而出現調整,屬于正常;另一方面,中美貿易爭端再起,導致對5月及以後生産、出口、投資、消費、彙率和股票市場波動的不樂觀預期,因此我們調低了2019年第二至第四季度GDP季度環比增速,預計2019年上半年經濟增速保持在6.3%,下半年保持在6.1%,全年經濟增速爲6.2%。

  依據GDP季度環比增速調整情況,我們計算的2019年第二季度GDP增速爲6.2%,第三季度爲6.1%,第四季度爲6.0%,全年爲6.0%~6.5%,依然保持在2019年計劃的目標區間。但比中美貿易爭端前的預測略有下調,主要是因爲中美貿易爭端可能導致全球經濟衰退,對中國經濟增長的沖擊將加大。外部沖擊引起的預期不穩定,導致企業、居民支出更加謹慎,從而影響整個經濟增長,包括投資、消費等多方面,因此我們調低了GDP季度環比增速。

(参见《經濟藍皮書夏季號:中國經濟增長報告(2018~2019)》p3-4,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9月)

  中美貿易摩擦使雙邊福利受損,但從中美雙邊貿易的角度看,對中國經濟的沖擊有限

  藍皮書指出,中美貿易摩擦不斷升級。第十一輪中美貿易磋商無果而終,2019年5月10日,美方對2000億美元中國輸美商品加征的關稅稅率從10%上調到25%。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USTR)5月13日表示,擬進一步對3000億美元中國輸美商品加征關稅。那麽加征關稅究竟會對中美之間分行業的貿易量及貿易順差産生什麽影響?進而對價格和福利産生什麽影響?對此全球都進行了影響評估。OECD認爲,美國于2019年5月宣布對中國2000億美元商品加征的關稅稅率從10%提高至25%,且中國也相應對美國加征600億美元商品關稅,貿易戰將導致2021~2022年中美經濟增長率分別下降0.27個、0.2個百分點,並將在2020年使美國通脹率上升0.3個百分點。更爲悲觀的情形是,假設從2019年7月起,中美對對方所有剩余商品都加征25%的關稅,預計將使中美經濟增速分別下降0.52個、0.43個百分點,並對全球貿易增速造成0.62個百分點的拖累,對全球經濟增速造成0.22個百分點的拖累。中美貿易摩擦誘發的潛在世界性經濟衰退,預計將使2019年中國經濟增長率下降0.1個百分點左右,2020年下降0.2個百分點左右。

  從評估看,雙邊福利都會受到損失,但僅從中美雙邊貿易的角度看,對中國經濟的沖擊有限。從2019年1~5月中國對美國貿易順差創新高這一事實就可以看出,中國企業出口靈活性很高,而且內需不足,會刺激貿易順差擴大,但如果引起全球經濟增長放緩加劇,對中國出口的沖擊將比雙邊沖擊更大。

(参见《經濟藍皮書夏季號:中國經濟增長報告(2018~2019)》p7-10,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9月)

  高質量轉型需從四個方面推進

  藍皮書指出,2012年以來,伴隨經濟進入結構性減速的新常態,中國開始進入“以人爲本”的深度城市化階段,深度城市化與工業化創新升級再度融合成爲新的發展主題,其核心是規模發展讓位于創新發展,增強經濟增長韌性,促進經濟長期持續發展。第一,資本驅動轉向高質量發展是城市化的本質要求,高質量發展的最終落腳點是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因此收入分配逐漸向勞動者傾斜是城市化可持續發展的內在趨勢。第二,資本積累速度趨于下降是城市化的另一種必然趨勢(結構性減速和結構服務化所致),同時爲了使資本深化可持續以及資本效率不斷提升,現階段中國必須扭轉脫實向虛現象。第三,隨著城市化往深度演進,福利和效率的動態均衡將對效率的持續改進産生倒逼壓力,因此,創新驅動是城市化可持續的內在要求,結構服務化進程的本質是服務業結構優化和高端化發展,以實現增長的效率補償和對其他部門的知識溢出。第四,中國的勞動年齡人口增長率逐漸下降,城市化的高質量發展依賴于人的素質的提升,並對福利增長和效率提升帶來壓力。

(参见《經濟藍皮書夏季號:中國經濟增長報告(2018~2019)》p10-18,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9月)

  中國向高質量轉型發展具有迫切性,40年高增長的代價是波動與負債

  藍皮書指出,中國經濟從高速增長向高質量發展轉型,其核心就是從規模優先轉爲效率優先,結構變化依效率方向配置,結構不再是最爲重要的指標;從物質生産轉向消費升級,大衆可得的福利提高。我們以OECD發達國家作爲參照,對一級指標中的“高效增長”與“消費升級”兩個指標進行計算和比較,並得出以下結論。①有關經濟增長與效率增長的指標中國都是非常強勁的,除第二産業勞動生産率增長率在213個國家或地區中排在第30位外,GDP增長率、第三産業勞動生産率增長率、TFP增長率都排在第25位以內,其中TFP增長率在123個國家或地區中排在第8位。②影響居民福利水平的波動率排名較靠後,特別是淨出口波動率、房地産價格波動率和CPI波動率較大,彙率波動率也比較大,在104個國家或地區中排在第53位。③負債水平高,中國的企業負債水平和居民負債水平排名都較靠後,與發達國家的差距不大,居民負債水平在79個國家或地區中排在第54位,說明居民負債水平處于全球較高水平,與發達國家沒有差距;企業負債更是嚴重,在78個國家或地區中排在第73位,已經成爲最高企業負債國家之一;而政府負債水平依然較低。④中國在創新方面保持了很好的狀態,科技論文發表數量、PCT國際專利數量在全球分別居第1位和第2位,但研發強度和知識産權保護與發達國家相比差距依然較大,研發強度在36個國家或地區中排在第13位,而知識産權保護在137個國家或地區中排在第49位。

(参见《經濟藍皮書夏季號:中國經濟增長報告(2018~2019)》p24-26,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9月)

  中國轉向高質量發展必須增強經濟韌性

  藍皮書指出,中國經濟轉入高質量發展階段後,經濟風險、金融風險、外部沖擊等大量波動因素開始逐漸爲人們所認識,國家設立的三大攻堅戰中首要的就是防範和化解重大經濟風險。可見,經濟韌性不僅是發達國家關心的內容,而且是中國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必須關注的方面。依據國際可比的框架,本報告設立了“市場效率”和“政府效率”指標,因爲這兩個指標對經濟增長有益,同時也能降低經濟增長的風險。我們以此作爲中國經濟韌性與國際對比分析的指標,分析結果如下。①市場效率與前沿國家或地區相比差距很大,只有發達國家或地區約1/4的水平,在36個國家或地區中,貨物市場效率、勞動力市場效率、金融市場發展、技術成熟度分別排在第28位、第19位、第25位、第35位,前3個指標僅相當于發達國家30%以下的水平,技術成熟度達到發達國家的35%。②市場規模在世界排名第一,附加值率在43個國家或地區中排在倒數第2位,規模較大但價值不高是中國發展的一個大問題。③政府提供的制度質量有待提升。首先,從監管角度看,四大監管指標中産品市場監管指標(PMR)在47個國家或地區中排在第46位,專業服務監管(含法律、會計等的規範)在42個國家或地區中排在最後一位,能源交通通信監管指標(ETCR)在46個國家或地區中排在第45位,零售業監管指標在47個國家或地區中排在第36位,可見政府監管不到位,有時爲了激勵發展而放松了對經濟的監管;其次,從公共服務比較看,營商指數在199個國家或地區中排在第78位,公共服務滿意度在45個國家或地區中排在第28位,法治指數在126個國家或地區中排在第81位(比2018年下降了6位),政府開放度指數在102個國家或地區中排在第87位,從排名看好于監管指標,但從與發達國家或地區的差距看則不容樂觀。

(参见《經濟藍皮書夏季號:中國經濟增長報告(2018~2019)》p26-29,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9月)

  中國各省區市發展前景指數有所改善,同時面臨一些新狀況

  藍皮書指出,中國經濟應該從以GDP爲核心的評價方式轉向以TFP增長和勞動生産率爲基准的效率和創新評估方式,強調包容性和可持續性增長,其評估結果對提升可持續發展水平和經濟發展質量具有一定的指導意義。本報告通過對1990~2019年中國各省區市發展前景進行分析,得出了1990~2019年中國30個省區市的發展前景和經濟增長、增長潛力、政府效率、人民生活和環境質量5個一級指標的指數、分級與排名情況。

  分析結果表明,發展前景方面,北京、上海、浙江、江蘇在2010年以來、2000年以來、1990年以來以及2017年、2016年、2015年均處于第一級,2018年、2019年廣東進入發展前景的第一級,而北京則下滑至第二級。西部地區僅在發展前景和人民生活兩個方面改善好于東部地區,其他4個一級指標都是東部地區改善好于中部地區和西部地區。通過對比近年來具體指標權重的變化,我們發現城市化率在2014~2019年連續六年處于權重的前列,2019年城市化率的權重最高;城鎮基本養老保險覆蓋率的權重在2015~2019年連續五年處于前列;人均GDP的權重在2015~2017年連續三年處于前列,2018年處于第16位,2019年處于第6位。主成分分析法得出的權重靠前的具體指標發生變化,說明我國經濟在高質量發展和增強韌性的過程中,與城市化、公共服務和環境質量相關的指標更重要。

(参见《經濟藍皮書夏季號:中國經濟增長報告(2018~2019)》p46-230,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9月)

  (中國經濟增長前沿課題組撰稿;供稿:張自然)

 

  (編輯:孫小雨、張佶烨;審校:王硯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