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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界動態
葉險明:當代中國政治經濟學批判的缺失與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的困境

2019-0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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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葉險明,內蒙古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特聘教授

文章來源:《學術界》2019年第2期

  【摘要】當代中國政治經濟學批判,是當代中國政治經濟學形成和發展的路徑,也是中國文化語境中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存在和發展的基本形態。然而,目前中國尚未建構起以資本邏輯與權力邏輯關系爲對象的政治經濟學批判,致使學界的馬克思主義哲學現實批判功能在整體上處于萎縮狀態。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與曆史唯物主義間的邏輯聯系,以及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對于中國意義的限定表明,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只有以當代中國政治經濟學批判爲其存在和發展的基本形態,才能夠“直面中國社會重大現實問題”,實現其現實批判功能,並創造出無愧于這個時代的哲學成果。

  【關鍵詞】曆史唯物主義;馬克思;當代中國政治經濟學批判;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哲學困境

  

  在作爲馬克思主義創始人的馬克思那裏,政治經濟學批判是對既有政治經濟學的認識框架、曆史觀立場、價值觀取向和相關思想來源及其各類先定理念的拷問,是對新政治經濟學的前提、基礎、方法及其框架的建構,是在這種拷問和建構中對資本邏輯及其內在矛盾和發展規律的科學昭示。其主旨,正如馬克思自己在1880年初所言,就在于“爲了給只想闡明社會生産的真實曆史發展的、批判的、唯物主義的社會主義掃清道路”[1]。這種批判是科學的政治經濟學理論形成的路徑,也是馬克思曆史唯物主義存在和發展的基本形態。所以,沒有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的形成和展開,就不可能有曆史唯物主義的建構和發展以及科學的政治經濟學的創建。[2]這裏特別需要指出的是,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在邏輯上包含著他對德國狀況及其未來發展趨勢的深刻把握。[3]從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發展過程來看,沒有馬克思對德國狀況及其未來發展趨勢的深刻把握,也就不會有他的政治經濟學批判的形成和展開,當然也不會有曆史唯物主義的建構和發展。同理,在目前中國學界,如果沒有對中國狀況及其未來發展趨勢的深刻把握,從而沒有當代中國政治經濟學批判的建構,就不可能有昭示中國經濟社會發展規律的政治經濟學理論的形成,當然同樣也就不會有中國文化語境中的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出場。

  那麽,目前中國學界有沒有政治經濟學批判呢?這是一個需要加以限定的問題。如果僅就對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及其當代意義的研究而言(這裏姑且不論研究的正確與否),目前中國學界是有政治經濟學批判的。學界這方面的著述數不勝數。但如果就對當代中國經濟、政治和社會運行以及中國問題的批判性反思而言,[4]可以認爲,目前中國學界基本沒有政治經濟學批判(至少從發表情況來看是這樣)。當然,這並非是說學界沒有關涉當代中國經濟、政治和社會運行以及中國問題內容的研究,而是說:目前學界在整體上尚未有對當代中國經濟、政治和社會運行以及中國問題進行深刻批判性反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目前學界已有的相關著述,大都是用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的具體論述,以及西方學者關于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的具體論述(充其量再加上對這兩類論述的“當代意義”的闡釋),來直接充當對中國經濟、政治和社會運行以及中國問題本身的研究,故缺乏批判性的反思。這種簡單的“充當”顯得“不倫不類”:說是對西方經濟、政治和社會運行以及西方問題的研究,但其形式上的指向又是“中國經濟、政治和社會運行以及中國問題”;說是對中國經濟、政治和社會運行以及中國問題的研究,但其實質性內容又與中國人的真實體驗大不相符。

  因此,要確認目前中國學界基本沒有自己的政治經濟學批判,有必要在方法論上進一步搞清楚與其直接相關的一個問題:爲什麽不能把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的具體論述直接照搬到中國。應當承認,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具有跨越時空的理論張力,對于當代中國政治經濟學批判的建構具有極爲重要的方法論啓示,但它不能替代當代中國政治經濟學批判的具體建構過程,其主要根據是: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藉以開展的“西歐場域”與目前處于當代全球化過程中的“中國場域”有很大不同。在馬克思所處的“西歐場域”,資本邏輯開始在整個經濟社會運行過程中占據統治地位,即權力邏輯開始在總體上服從、從屬于資本邏輯,整個經濟社會運行過程愈來愈不再受權力邏輯的操控;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已開始成爲有其自身規律和特點的經濟社會運行形式;封建等級的社會關系已基本解體,以法律形式上的自由、民主、平等、法治爲特征的資本主義政治制度已現雛形或端倪。進而言之,只有在“西歐場域”,才能有作爲馬克思主義創始人的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這也在邏輯上表明,馬克思以“西歐”爲場域展開的政治經濟學批判是不能照搬到世界其他地區的。實際上,馬克思本人也明確地意識到了這一點。在其晚年,當馬克思把以“西歐”爲場域展開的政治經濟學批判所包含的科學社會主義思想推及到當時的落後國家——俄國的農村公社時,他設定了由一系列要素構成的“具體的曆史環境”[5],並反複強調:在《資本論》中,既沒有“贊成俄國農村公社有生命力的論據”(即贊成俄國農村公社不走資本主義發展道路的依據),也沒有“反對農村公社有生命力的論據”(即反對俄國農村公社不走資本主義發展道路的依據)。當然,筆者的上述看法並不意味著《資本論》與俄國農村公社乃至整個俄國社會發展沒有關系,[6]而是說不能用《資本論》來替代對俄國農村公社乃至整個俄國社會發展的具體分析。所以,當我們肯定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具有跨時空的巨大理論張力時,務必不要以爲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的具體論述(以及對其當代意義的闡釋),能夠替代當代中國政治經濟學批判的建構。實際上,在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中,找不到當代中國政治經濟學批判建構的具體路徑,正如從《資本論》中無法找到俄國農村公社乃至整個俄國社會的具體發展道路一樣。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跨時空的理論張力及其相關啓示,只是給我們提供了一種寬廣的世界曆史背景和走向、一種深刻的現實批判精神、一種不可或缺的學術積澱和傳承,而絕不是建構當代中國政治經濟學批判的具體路徑。筆者以當代中國政治經濟學批判的缺失與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的困境爲,在具體的相關研究中,如何把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跨時空的方法論張力及其相關啓示,理解爲一種寬廣的世界曆史的背景和走向、一種深刻的現實批判精神、一種不可或缺的學術積澱和傳承,而不是建構當代中國政治經濟學批判的具體路徑,這本身就是目前中國學界亟待解決的問題。從邏輯上看,在沒有基本解決這個問題以前,當代中國政治經濟學批判難以“成型”,遑論建立中國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

  從迄今爲止學界已發表的相關著述來看,不少學者在方法論上往往把目前處于當代全球化過程中的“中國場域”,與馬克思那個時代的“西歐場域”,甚至現代西方社會混爲一談,其主要表現之一是:不能擺正目前中國在當代世界曆史發展中的位置,缺乏對當代中國經濟、政治和社會運行特征及其由以産生根源的批判性思考。例如,在我國學界已發表的關于中國經濟、政治和社會運行的著述,大都在闡述中國如何從前現代性社會向現代性社會發展、從人的依賴關系向物的依賴關系轉變,但問題是:在目前的中國,既沒有馬克思所具體描述的“純粹的”人的依賴關系,也沒有馬克思所具體描述的“純粹的”物的依賴關系,抑或說,既沒有相對獨立的人的依賴關系,也沒有相對獨立的物的依賴關系。在以深受行政權力影響的市場經濟及其“非常態”發展中衍生出來的關系既不是“純粹的”人的依賴關系,也不是“純粹的”物的依賴關系;形成的問題域既不是西方社會意義的前現代性問題域,也不是西方社會意義上的現代性問題域。目前我國的實際狀況是:器物層面的現代化有了史無前例的巨大發展(以致在不少重要生産和科研領域能與西方社會相抗衡),但“現代性”一般的積極意義不僅沒有多少凸顯,而且,前資本主義或傳統社會的腐朽、沒落的因素及其影響還有所強化和增強;極端的功利主義在全社會範圍內日益膨脹,但這主要不是由西方觀念中的“工具理性”和個人主義引起的,而更多地源于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實用主義和功利主義。這種實用主義和功利主義不排斥科學的“具體效用”,但卻排斥科學的獨立和自由、科學的文化以及科學的價值理性。可以認爲,在目前的中國,“科學主義”更多地與迷信、唯上盲從或“權力崇拜”糾纏在一起。筆者以爲,從方法論的角度正確認識上述關系和問題域,無疑有助于推進對當代中國經濟、政治和社會運行特征及其由以産生根源的批判性反思。沒有這種批判性反思,就不可能有當代中國政治經濟學批判。

  要深入把握目前中國與現代西方社會在上述“關系與問題域”方面的顯著差異,還必須對資本邏輯和權力邏輯的不同存在結構加以考察。應當承認,目前,無論在中國還是在現代西方社會,都存在著資本邏輯和權力邏輯,故都可以找出近似的資本邏輯和權力邏輯的表現形態,然這兩者在中國和現代西方社會卻有不同的存在結構。在現代西方社會是資本邏輯占絕對統治地位,權力邏輯在整體上依附或服從于資本邏輯。而在中國,由于衆所周知的曆史和現實原因,是權力邏輯占絕對統治地位,資本邏輯在整體上依附或服從于權力邏輯。也正因爲如此,整個社會關系仍然具有“等級”等方面的基本特征。在第一種“存在結構”中,權力邏輯難以全面地滲透到經濟社會活動中,故資本邏輯一般能以正常的形態起作用,所以在其發展過程中才滋生出各種制約和否定自身的關系、力量和因素來。而這些關系、力量和因素就是解決由資本自身引發的各種社會矛盾和沖突的條件和前提。關于這方面的問題,馬克思如是說:“在資本對雇傭勞動的關系中,勞動即生産活動對它本身的條件和對它本身的産品的關系所表現出來的極端異化形式,是一個必然的過渡點,因此,它已經自在地、但還只是以歪曲的頭腳倒置的形式,包含著一切狹隘的生産前提的解體,而且它還創造和建立無條件的生産前提,從而爲個人生産力的全面的、普遍的發展創造和建立充分的物質條件。”[7]進而言之,在現代西方社會,資本邏輯的運行雖然也需要權力邏輯的服務,但其同時又是權力邏輯無限擴張的天敵,它不允許權力邏輯尾大不掉。不過,在一定條件下,在第一種“存在結構”中,資本邏輯自我否定過程不僅有遲滯的可能,而且其還會借助權力邏輯而無限膨脹,不斷地侵害勞動,遏制了勞動的肯定性發展,使勞動者不能全面享受自己的成果,故必然誘發社會的各種矛盾和沖突。目前現代西方社會就處于這種狀態,其政治表現形態就是既有的民主制度的衰退,而民粹主義、反精英主義、反建制主義的興起。至于國外一些學者所說的“經濟盈余無法滿足補貼”“全球化過度”等,只是這種狀態形成的表層原因。

  在第二種“存在結構”中,權力邏輯具有無限擴張的趨向,凡是在資本邏輯起作用的背後都有權力邏輯直接或間接的支持。在整體上依附或服從于權力邏輯的資本邏輯不僅不能起到創造“偉大的文明作用(馬克思語)”,而且還會使前資本主義的落後和腐朽的因素及其影響得到強化,從而對整個中國社會的機體産生越來越大的腐蝕作用。應當承認,至少迄今爲止,對于任何一個民族國家來說,要保證社會整體的正常運行(包括經濟的正常運行),權力邏輯及其作用是必不可少的。但這裏問題的關鍵不是需不需要權力邏輯,而是如何將其與資本邏輯置于一種合理的存在結構中。[8]如果權力邏輯在社會中達到了無孔不入的程度,整個經濟社會運行受其直接操控,而資本邏輯則主要起著爲其“輸血”、使其無限膨脹的作用,那麽,資本邏輯的負面作用不僅得不到有效的規制,而且其肆意橫行還會得到保護,同時也使各種既能夠制約權力邏輯也能夠規範資本邏輯的社會力量、制度難以形成和發展起來。正是在這個意義上,筆者將引發中國社會各種矛盾和沖突的總根源概括爲“以權力邏輯爲主導的權力邏輯與資本邏輯的共謀”[9]。只有改變權力邏輯和資本邏輯的這種存在結構,以制約權力邏輯來規範資本邏輯,斬斷這兩者的“共謀”關系,各種既規範資本邏輯也制約權力邏輯的社會力量、制度才能順利形成和發展起來。權力邏輯與資本邏輯存在結構的這種改變,不僅能夠使權力邏輯和資本邏輯各自的正面作用得到最大限度的發揮,而且能夠不斷推動勞動的解放,以及自由、民主和法治在國家層面上的有效發展。可以認爲,在當今的全球化時代中,中國共産黨引領中國社會發展的權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國家的權威正是由此確立和發展起來的。[10]這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理論自信”和“文化自信”由以形成的真正基礎。[11]可見,當代中國政治經濟學批判的建構,是不能照搬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的具體論述的,當然更不能照搬近現代西方學者關于資本主義和現代性批判的具體論述,否則,就會出現指向上的混亂。而指向混亂的政治經濟學批判,是不能稱之爲嚴格意義上的政治經濟學批判的,因爲它是與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的靈魂和基本精神相悖的。

  這裏需要指出的是,權力邏輯和資本邏輯存在結構的上述改變,絕不是對西方社會權力邏輯和資本邏輯存在結構的複制,而是對其的超越。中華民族必將會在這種超越過程中站到世界文明發展的前列。當然,對于中國來說,改變權力邏輯與資本邏輯的存在結構,從而不斷推動勞動的真正解放,以及自由、民主和法治在國家層面上的有效發展,是一個複雜的、全方位的社會變革過程,不可能一蹴而就。這也說明,當代中國政治經濟學批判的建構還任重而道遠。

  最後,筆者以爲,當代中國政治經濟學批判的建構具有其特殊性,但絲毫不意味這種批判建構的意義只局限于中國地域。應當看到,世界上不少發展中國家,其所面臨的至今尚未解決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發展方面的難題,都與“中國問題”有或多或少的相似性,故他們將會根據本國的具體情況從當代中國政治經濟學批判的建構中獲得有益的啓示。此外,當代中國政治經濟學批判的建構過程,將不僅是對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在新的曆史條件下豐富和發展的過程,而且其實際成效也必將會提升中國在當代世界曆史中的地位,並爲世界社會主義在文明形態意義上的發展注入新的動力和因素。

  

  當代中國政治經濟學批判的缺失必然使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陷入困境。因爲,沒有當代中國政治經濟學批判的支撐,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失去了其存在和發展的基本形態,它就不可能實現其批判中國現實的功能。而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哲學不能實現其批判中國現實的功能,當然也就不可能實現對整個世界的批判。所以,目前中國學界的馬克思主義研究被三種弊病所嚴重困擾:一是,玩弄無意義的抽象概念遊戲;二是,單純地“歌頌”或“錯亂的哲學指責”成爲哲學的主題;[12]三是,“跟風”成爲哲學存在的基本方式。當然,這三種弊病雖有一定的區別,但在方法論上卻是息息相通的,其主要表現之一是:都在不同的程度上無條件地照搬西方學界哲學範式和話語。不過,這也可以理解,即:缺乏了當代中國政治經濟學批判根基的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實現不了真正意義上的原始創新,故只有在不同程度上直接照搬西方學界哲學範式和話語,才能顯示出一點“哲學味道”。

  我國有的學者指出,在目前學界馬克思主義哲學和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研究中,普遍存在著“路徑依賴”、無邊界和前提的“場外征用”“新教條崇拜”等現象,[13]這是有道理的。但筆者以爲這裏還需要加以補充說明,即:這些現象的普遍存在無不與我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現實批判功能在整體上趨于萎縮直接相關。“整體上趨于萎縮”必然導致“原創稀缺”,而“原創稀缺”又使“路徑依賴”、無邊界和前提的“場外征用”“新教條崇拜”必然成爲一種普遍現象(反過來,這些現象也進一步使“原創稀缺”和“在整體上趨于萎縮”)。所以,目前在中國學界就出現了這樣一種非常尴尬的局面:在以馬克思主義哲學和馬克思主義理論爲意識形態指導的國度中,馬克思主義哲學和馬克思主義理論居然越來越被“邊緣化”(包括“自我放逐”)。其主要表現是:在民族主義、國家主義、民粹主義、新自由主義、保守主義和新左派等思潮充斥于其中的中國思想文化界,馬克思主義哲學和馬克思主義理論或往往三緘其口,或顧左右而言他,或自說自話,而沒有或很少發出自己獨立的、有影響力的聲音,亦即在整體上沒有“在場”。是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和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者沒有意識到這一點嗎?是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和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者不知道創新的“方法論自覺”的重要性嗎?似乎都不是。筆者以爲,之所以如此,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中有一個根本性的原因,即:當代中國政治經濟學批判的缺失直接導致了馬克思主義哲學現實批判功能在整體上趨于萎縮。這也是由馬克思(和恩格斯)所創立的馬克思主義哲學發展規律決定的。從研究主體的角度看,這種“在整體上趨于萎縮”直接表現爲“直面中國社會重大現實問題能力”的逐漸喪失。當然,這裏所說的“在整體上趨于萎縮”不是指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沒有關注中國現實的內容,而是指其關注的方式愈來愈不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現實批判的方式。[14]對于社會主義中國來說,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創造性成果的不斷生成,一定是對處于一定世界曆史過程中的當代中國現實及其走向批判性反思的産物。只有在這種反思的過程中,直接體現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原創成果的概念、範疇和分析範式才能不斷生成。而沒有當代中國政治經濟學批判的建構及其發展,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創新性發展,從而中國文化語境中的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出場,是難以想象的。

  這裏舉個例子,以進一步說明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現實批判功能在整體上趨于萎縮的問題。衆所周知,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在許多經濟領域的發展方面只用了幾十年的時間走完了發達國家幾百年的曆程,所取得的成就令世界矚目,如經濟發展持續高速增長了30余年,已成爲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人民物質生活水准獲得極大提高,並爲世界經濟的發展注入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動力,等等。故此,不少學者就圍繞著這些事實展開了“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並總結出許多“中國經驗”,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新體制”“公有制(國企)與非公有制(民企)的有機結合”“‘看不見的手’與‘看得見的手’的有機結合”“‘強政府’與中國共産黨的領導的有機結合”,等等。應當承認,這些“中國經驗”在中國社會發展成就取得方面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然而,如果研究的視野僅限于此,還不能稱爲“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現實批判”。因爲,同一過程還有另一面,即:中國“用幾十年的時間所走完了的發達國家幾百年的曆程”,其中不僅內含著中國這幾十年以高度濃縮的形式“品嘗”到的西方社會幾百年所經曆的苦難,同時迄今爲止還越來越深受西方社會已經基本解決的問題的困擾,如以“官本位”和“等級本位”爲基本特征的社會關系對整個社會的侵害等。進而言之,在中國,令世界矚目的成就的取得,是與“尋租”的普遍化、市場經濟的“非常態”發展、生態環境遭到巨大破壞、貧富分化程度高于西方社會的平均水平、黨和政府的公信力遇到前所未有的嚴峻挑戰、整個社會的道德底線一再降低等相伴隨的。可以認爲,我們目前的整體社會狀態與我們進行社會主義改革的初衷是有相當差距的。這也說明,上述“中國經驗”同時包含著需要批判性反思的局限性(這絕不是對上述經驗的簡單否定)。而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恰恰“遺漏”的就是這方面的內容,故其就不能稱之爲“馬克思主義哲學關注現實的方式”。這也是“整體上趨于萎縮”的主要表現之一。

  筆者以爲,在馬克思主義哲學現實批判的視野中,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的社會發展,是一個複雜的矛盾統一體,它既不是用來簡單肯定或頌揚的,也不是用來簡單否定或指責的。面對這一複雜的矛盾統一體,馬克思主義哲學現實批判功能的具體表現應是,把“中國經驗”“中國道路”等作爲一種動態的、具有自我調整和自我超越特性的對象來加以批判性的審視,並在方法論上引導人們搞清楚:改革開放以來我們所走的道路具有不容置疑的必然性,直接體現這種必然性的“中國經驗”是有其合理性和正當性的,但這種合理性和正當性是曆史的,而並非是固定的和永恒不變的,也就是說,它的具體形式和內容是需要隨著處于世界曆史發展過程中的當代中國社會變遷而調整和改變的。因此,面向未來的發展,我們必須超越既有“中國經驗”的局限性,[15]使中國道路創造性地延伸到世界文明發展的前列。[16]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只有實現了這種現實批判功能,才能爲中國社會主義改革開放事業的發展提供強大的方法論支持,給中國社會發展注入新的精神文化活力。當然,這需要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以當代中國政治經濟學批判爲其存在和發展的基本形態。爲了使人們不至于對筆者的上述觀點産生誤解,還需要在邏輯上對以下三個相互關聯的問題加以提示。

  其一,說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現實批判功能在整體上趨于萎縮,絲毫沒有否定這些年來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者所付出努力的意思。應當看到,在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文本研究(包括對其當代意義的研究)、國外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研究等領域,學界的確有不少成果,這是值得肯定的。不過,由于缺乏當代中國政治經濟學批判的支撐,不能以當代中國政治經濟學批判爲其存在和發展的基本形態,這些成果基本不屬于“中國內涵的概念生成和思想體系創造”方面的成果,抑或說,這些成果基本上不屬于“直面中國社會重大現實問題”方面的成果。對于中國這樣一個處于“世界性崛起”、堅定走自己通向世界文明發展前列道路的社會主義大國來說,如果不能在哲學方法論上獲得有力支持,肯定是緣于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批判現實功能在整體上趨于萎縮。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要在各種社會思潮充斥其中的中國思想文化界發出自己獨立的、有影響力的聲音,並在方法論上真正占據引導地位,必須要以當代中國政治經濟學批判爲根基,在“現實批判”“直面中國社會重大現實問題”方面下功夫。當然,“直面中國社會重大現實問題”,是對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整體要求,而不意味著每個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者都要直接介入中國社會重大現實問題,但這也並非與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每個個體研究者毫無關系。實際上,每個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個體,只要不斷地要求自己“從解釋性文本向創造性文本轉化,從封閉性研究向開放性研究轉化,從碎片化研究向體系化研究轉化”[17],就會有助于推動作爲整體的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在當代中國政治經濟學批判的支撐下,實現其現實批判功能,從而使中國文化語境中的馬克思主義哲學真正出場。

  其二,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現實批判功能,其本質要求是不斷地實現其自身的原始創新。中國社會重大現實問題必然包含著新的重大理論問題。因此,在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實現其現實批判功能的過程中,需要對既有的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基本理論進行深入的、全面的審視和再認識,以爲直面中國社會重大現實問題提供方法論上的支持,而這絕非是既有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基本理論的簡單運用。換言之,在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實現其現實批判功能的過程中,既不可能照搬西方的相關理論範式,也不可能直接或無條件地借用傳統的資源,同時也不能生硬地套用已有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基本理論。怎麽辦?唯有原始創新一條路可走:不斷豐富、拓展和超越馬克思主義哲學原有的形態和理論環節,使其在新的曆史條件下,在認識和解決中國問題的過程中得到發展。否則,閉門“玩弄無意義的抽象概念的遊戲”“單純的‘歌頌’”或“錯亂的哲學指責”、簡單的“跟風”,就會在中國馬克思主義研究中占據主導地位。不過,如上所述,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要克服上述這三種弊病,走出困境,實現其現實批判功能和原始創新,以生成“中國內涵的概念”和創造中國“思想體系”,不以當代中國政治經濟學批判爲其存在和發展的基本形態是不行的。脫離了當代中國政治經濟學批判的根基,這只能是一種美好的願望。

  其三,以追求、實現中國人的幸福和自由以及中國的富強、平等、公平、民主、法治爲己任的中國共産黨,面對著領導中華民族實現偉大複興的世界曆史性的重任,在實踐上沒有可直接效法的榜樣,在思想上沒有可以直接借用的資源,故首先特別需要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在實現其現實批判功能過程中生成的思想成果。正如習近平總書記2016年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所言,就再一次表明了中國共産黨的上述迫切需要,即:目前中國所處的深刻變革時代,“是一個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夠産生思想的時代。一切有理想、有抱負的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都應該立時代之潮頭,通古今之變化,發思想之先聲,積極爲黨和人民述學立論,建言獻策,擔負起曆史賦予的光榮使命。”[18]毋庸置疑,習近平所言當然包含著中國共産黨對作爲“看家本領”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創新成果的迫切需要。然而,由于種種複雜的曆史和現實原因,包括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在內的整個中國哲學社會科學,還遠不能滿足黨和人民的需要,遠不能滿足中國社會發展的需要,也遠不能滿足中國共産黨領導當代中國不斷解決“新時代社會主要矛盾”的需要。何以不能滿足?對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來說,就是由于缺乏當代中國政治經濟學批判支撐的馬克思主義哲學現實批判功能在整體上趨于萎縮。不過,這裏需要強調的是,務必不能把“滿足中國共産黨領導當代中國不斷解決‘新時代社會主要矛盾’的需要”,庸俗化地理解爲“揣摩”和“吃透”上邊的“意思”,以及簡單诠釋相關文件及其“背景”。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現實批判,是在“百花競放百家爭鳴”的文化環境中按著“學術自主”的原則展開的。其中生成的創造性成果才是中國共産黨真正需要的。

  

  綜上所述,建構當代中國政治經濟學批判,是中國政治經濟學理論形成和發展的路徑,也是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存在和發展的基本形態。只有以當代中國政治經濟學批判爲其存在和發展的基本形態,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才能夠“直面中國社會重大現實問題”,實現其現實批判功能,並創造出無愧于這個時代的成果。

  

  【注釋】

  [1]《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425頁。

  [2]葉險明:《馬克思哲學革命與政治經濟學革命的內在邏輯及其啓示》,《中國社會科學》2010年第3期。

  [3]葉險明:《世界曆史理論的當代構建》,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4年。

  [4]從邏輯上看,“對中國狀況及其未來發展趨勢的深刻把握”,是“對當代中國經濟、政治和社會運行以及中國問題的批判性反思”的結果。

  [5]葉險明:《馬克思曆史認識模式的複雜性及其實踐解讀》,《中國社會科學》2016年第4期。

  [6]《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90頁。

  [7]《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11-512頁。

  [8]筆者這裏所說的把“權力邏輯與資本邏輯置于一種合理的存在結構中”是指,通過對政治體制的完善來破解以權力邏輯爲主導的權力邏輯與資本邏輯相互勾結關系,以制約權力邏輯來規制資本邏輯,從而使這兩者都處于受由法治和文化規範所保證的社會各種力量及制度的有效監督下。惟其如此,才能真正推動勞動的不斷解放(參見葉險明:《駕馭“資本邏輯”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初論》,《天津社會科學》2014年第3期)。

  [9]需要指出的是,從曆史淵源上看,筆者這裏所說的“以權力邏輯爲主導的權力邏輯與資本邏輯的共謀”,是與中國漫長的專制主義社會所遺留下來的巨大惰性傳統——權力直接操控一切社會生活領域特別是經濟生活領域直接相關。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共産黨領導中國人民爲徹底鏟除這種惰性傳統付出了艱辛的努力,其中,既有有益的探索,又有慘痛的教訓。筆者以爲,正是基于對這種探索和教訓的深刻反思,鄧小平在改革開放初期就多次強調:經濟體制改革與政治體制改革必須要配套進行,這兩者是相輔相成的;社會主義改革不僅在于推動經濟發展,也在于促進對社會結構的改造和文明形態的發展。然而,由于種種衆所周知的原因,在此後的改革開放過程中,雖然我們在經濟發展等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就,但卻出現了經濟增長與政治體制改革脫節的傾向。因此,促使思想文化變革和進一步的思想解放,推動對社會結構的改造和文明形態的發展,就是目前擺在中國共産黨和中國人民面前不可回避的重大曆史使命。能否完成這一重大曆史使命,直接決定著中國的未來走向。

  [10]在筆者看來,十八大以來,中國共産黨所進行的持續的嚴厲反腐,其目的就是要爲改變權力邏輯與資本邏輯的存在結構、進一步推動勞動的解放打開和拓寬通道,以最終完成對“權力邏輯”與“資本邏輯”既有存在結構的改造。

  [11]本文呼籲建構當代中國政治經濟學批判的目的,也正在于推動對既有的權力邏輯和資本邏輯存在結構的改造,以發展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12]葉險明:《論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現實批判功能》,《哲學研究》2016年第9期。

  [13][17]孙麾:《中国学术的基本语境与學術期刊的发稿方向》,《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16年第4期。

  [14]對于中國而言,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現實批判就是指立足中國現實、剖析中國現實、構建中國現實的有機統一。

  [15]“超越既有中國經驗的局限性”,既包括對原有中國經驗部分內容的揚棄,也包括對原有中國經驗部分內容的調整,同時還包括對原有中國經驗部分內容在新的曆史條件下的發揚光大。不過,對于“超越既有中國經驗的局限性”的具體共識,只有通過新一輪的中國思想解放才能形成。

  [16]筆者以爲,對這方面的道理簡單概括並不難,但要從方法論層面引導人們真正搞清楚,以形成一定的共識,則很難。

  [18]《習近平總書記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2016年5月17日,http//cpc.people.com.cn/nl/2016/0517/c64094-2835805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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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稿:張佶烨;審校:王硯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