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經濟下行風險增加

2019-1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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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第72期(總第1960期)    2019年10月14日(星期一)

  [本期要点] 美經濟下行風險增加 全球主要國家越來越依賴消費稅 中國制造業一線工資增長有停滯迹象 日經調查:預測中國3季度經濟增長6.1% 如何化解不良資産“堰塞湖”  

 

    美經濟下行風險增加

  [摘要:美聯儲10月9日會議紀要展示了美聯儲官員對美國經濟前景面臨風險提升的擔憂,也詳細討論了委員會內部對未來利率路徑的分歧。]

  據報道,美聯儲于10月9日發布了9月FOMC貨幣政策會議紀要。紀要顯示,與會官員普遍認爲美國經濟前景基本樂觀,7月會議以來對經濟活動和通脹走勢的看法幾乎沒有改變,但大多數官員認同這種前景建立在某種程度上更寬松的政策路徑。

  報道認爲,美國經濟下行風險增加,最終或影響消費支出。據新浪財經報道,紀要用較長篇幅記錄了與會者對經濟前景的擔憂。例如,他們“普遍開始”更加關注貿易、地緣政治和全球經濟領域不利發展帶來的風險。外加美國通脹壓力繼續減弱,許多官員預計,美國下半年的實際GDP增長將放緩至其潛在增長率附近。官員們認爲,國際貿易局勢和海外經濟發展似乎更有可能朝著對美國經濟産生重大負面影響的方向發展;今年迄今的商業投資和制造業疲軟也表明,美國經濟增長可能比美聯儲此前預期的更爲“顯著放緩”。與會官員認爲,貿易和全球經濟前景等外部風險是影響美國商業投資、出口和制造業的主要因素。他們“普遍認爲”美國經濟活動前景的下行風險已從7月會議後增加,展示投資支出、制造業生産和出口長期疲軟的更清晰圖景已經浮現。一些官員認爲,這些下行風險的增加可能會放緩雇傭速度,最終影響到美國的消費者支出、收入增長和整體經濟前景。一些官員還認爲,用來衡量中期內經濟衰退的統計模型顯示,衰退可能性在最近幾個月顯著增加。此外,多位與會者注意到,美國非農就業數據的前值在修正後,可能展示今年美國就業增幅動能更弱的迹象,一些官員敦促委員會保持警惕,以監測“勞動力市場狀況疲軟的任何信號”。近期經濟指標也表明,工業活動近期不太可能顯著改善或回暖。有分析指出,美聯儲主席鮑威爾本周多次講話以及本份紀要,都沒有明確推翻市場對進一步降息的預期。因此,紀要發布後,芝加哥商交所CME的“美聯儲觀察工具”顯示,預期10月30日FOMC宣布降息25個基點的概率維持在近83%高位,與公布前的80.7%和一天前變化不大。

  美联储内部对9月是否降息分歧严重,对通胀看法不一。本次会议也较为详细地记录了美联储官员们对利率路径的分歧。纪要显示,大部分与会者相信9月降息25个基点是适当的,援引的理由包括经济前景、风险管理,以及将通胀和通胀预期锚定在2%目标水平的需要等。但有一些官员倾向于9月利率“按兵不动”,理由是经济的基线预测自7月会议以来基本没变,经济现状与前景也不能为更宽松的货币政策立场正名,9月之前的政策已足够宽松。多位官员因此认为,如果9月继续降息,可能对潜在风险采取了过度的保险措施,若这些冲击一旦成为现实,将令美联储有更少的政策空间来回应,也有人担心降息令金融失衡。另有多位官员支持9月降息50个基点,理由是更激进的降息可以减少经济下行的风险,也能顺应近期一些经济信号,例如就业增幅放缓、更弱的商业投资,以及基于市场指标的通胀补偿持续疲软等。几位官员认为,由于货币政策存在滞后性,“现在适宜”提供必要的政策条件来支持未来几个季度的经济活动。此外,与会者对美国通胀的看法也存在不同观点。几位官员持续认为通胀前景的风险偏向下行,理由是全球经济不振、美国经济前景的预期下行风险,以及持续承压的现实通胀压力。另有几位官员则认为,预期通胀数据与此前评估一致,即年初疲软大部分是暂时的。9月FOMC中,波士顿联储主席Eric Rosengren和堪萨斯城联储主席Esther George像7月一样投下反对票,认为不需要降息。素有“大鸽”之称的圣路易斯联储主席James Bullard也投票反对,支持9月降息50个基点,是2014年12月以来美联储FOMC决策投票时分歧最多的一次会议。

  對于未來的貨幣政策路徑,美聯儲官員們似乎能達成的唯一共識是:政策沒有預設路徑,將取決于經濟前景發展的最新信息作出決定。紀要顯示,幾位官員認爲,金融期貨價格暗示出市場對美聯儲寬松預期有些過度,超過了貨幣政策制定者本身願意實施的降息次數,他們對這一差距感到“不舒服”;FOMC委員會可能有必要尋求市場的利率預期與央行官員們預期的“更好一致性”。還有分析稱,美聯儲官員們對何時停止寬松政策討論在9月紀要中浮現。一些與會者建議,FOMC會後聲明應該提供更多的清晰性,有關“用來回應不確定性而進行的保障型政策調整會在何時結束”。當然,9月FOMC會議聲明並沒有體現上述訴求。目前市場普遍預期,如果10月美聯儲如期降息25個基點,到2020底前還有兩次左右的降息可能,這與9月更新的美聯儲官員利率意見“點陣圖”不符。在“點陣圖”中,17位提供預測的官員有7人預計今年底前還會再降息一次,將聯邦基金利率目標區間降至1.5%-1.75%,意見屬于“少數派”。另有5位官員支持9月降息後年內不再降息,還有5人傾向于7月時更高的利率目標區間。美聯儲並不預期2020年進一步降息,反倒有部分官員預計,最快2020年利率會再度攀升。

  此外,美聯儲官員們在9月討論了貨幣市場動蕩的問題。官員們“一致認爲”,美聯儲應迅速討論合理的銀行准備金規模。少數官員提到恢複擴表的可能性,多名官員建議設立常備回購機制(SRF),作爲解決隔夜融資市場資金短缺的更永久方案。值得注意的是,會議紀要與美聯儲主席鮑威爾都強調,爲管理准備金規模而實施的美聯儲資産負債表“有機增長”,不應與金融危機後執行的QE量化寬松刺激措施混淆。鮑威爾10月8日表示,美聯儲將很快宣布“隨著時間推移增加銀行准備金”的若幹措施,例如正在研究購買短期美債(T-Bills)等選項,但只是爲了解決“近期技術問題”,不是實質性地影響貨幣政策立場。

  另據路透社報道,分析師對美國下次衰退到來的時間看法不一,但他們一致認爲,美國將需通過大規模財政計劃來加以應對,並准備承受赤字擴大,規模可能大大超過特朗普政府今年數萬億美元的財政缺口。

  過去討論的重點都放在美國聯邦儲備局作爲第一急救者的角色,以及美國債務上升可能帶來風險;如今的討論則圍繞應該支出多少,以及資金應投向哪裏?是投向基礎設施建設、應對氣候變化的項目,直接發放給家庭?

  曾任职于美联储和财政部的戴娜(Karen Dyna)在最近讨论全球经济前景时指出,下次出现经济衰退时,美国应考虑“相当慷慨的计划”,或许规模高达1.7万亿美元(2.3万亿新元),是2009年初经济大幅下滑期间为了抵抗衰退而批准的刺激规模的两倍。她现就任于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

  這種支持舉債的態度,在企業經濟學家、學者和智庫分析師之中都獲得普遍認同,而且也不單單是在美國。

  日本的债务是经济规模两倍,它增加发债也不成问题。欧洲智库布鲁盖尔(Bruegel)资深研究员皮萨尼费瑞(Jean Pisani-Ferry)说,尽管日本的情况在某些方面来说是很独特的,但即使是对举债更加谨慎的欧洲国家或许也对有充分理由举债的看法持开放态度,尤其是为了实现降低对碳基燃料倚赖的承诺。

  谘询机构Macropolicy Perspectives创办人科罗纳多(Julia Coronado)则说,相对于美国经济规模,美国债务水平“不论如何势必越来越高“,因为两大政党都没有强大的选区主张强力控制短期支出。

  除了科罗纳多,花旗集团全球首席经济师凯瑟琳?曼(Catherine Mann),以及在1990年代以鹰派立场闻名的前美联储官员梅尔(Laurence Meyer)也都同意美国有更多借款空间,即使公开持有的债务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率料稳定上升到超过90%至100%水准,这是部分经济学家认为的显示经济陷入麻烦的指标水平。目前美国公开持有的债务约相当于GDP的76%。

(綜合消息)

 

    全球主要國家越來越依賴消費稅

  主要國家對消費稅的依賴度正在提高。日本在平成時代(1989-2019年)開端引入消費稅,稅收的重心漸漸從所得稅等向消費稅轉移,與日本一樣,消費稅在發達國家稅收中所占比重在約30年裏提高了近一倍,增至20%。隨著全球化和數字化的加速,准確把握企業和個人的收入變得越來越困難,預計對消費的征稅將進一步推進。

  在日本,稅收分爲負擔者直接爲納稅者的“直接稅”和負擔者與納稅者不同的“間接稅”。直接稅包括所得稅和法人稅。最具代表性的間接稅爲對廣泛的産品和服務征收的消費稅,另外還包括酒稅等對特定品類征收的稅。

  日本在平成時代30年間,稅收的重心一直向以消費稅爲主的間接稅轉移。平成元年國家和地方的直接稅與間接稅之比爲79比21,到2018年變成68比32。預計在10月提高消費稅稅率的2019年度,將變成67比33。(國稅爲58比42)。

  在此期間,全球範圍內相當于日本消費稅的增值稅也出現擴大。據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統計,截至2018年底,增值稅被168個國家采用,增至1990年的3倍以上。在加入OECD的發達國家方面,1985年增值稅在稅收(包括社會保險費)中占11%,到2016年則提高至20%。

  相比法人稅和所得稅,對日常消費廣泛征收的增值稅受經濟狀況變化的影響較小,對因社會保障費用等而擴大的財政支出構成支撐。另一方面,同爲間接稅、對酒等特定産品和服務的征稅由于負擔不均衡,一直被縮小。

  與增值稅相反,存在感正在漸漸下降的是法人稅。在截至2017年的10年間,主要發達國家的法人稅占比基本上全部下降。英國從10%降至逾8%,法國和德國從7%左右降至5%左右,日本也從接近17%降至接近13%。

  法人稅的占比降低的原因之一是企業活動日益全球化。各國通過降低法人稅稅率來吸引企業把工廠和區域總部設在本國。另外隨著經濟的數字化,利潤的來源正在從貨物向經營和數據轉移,這也産生了影響。

  大型IT企業等將這些無形資産放在愛爾蘭等法人稅稅率較低國家的法人。其他國家的法人把一部分收入作爲專利使用費和品牌費付給稅率較低國家的法人。這樣可以壓縮其他國家法人的利潤,控制整體的納稅額。有專家表示,“1980年代之後,出現了采取積極稅務戰略的美國企業”。

  對企業的利潤征稅變得越來越困難,主要國家試圖通過消費稅等對每筆交易征稅以及對銷售額征稅來尋找活路。英法等國引入“數字服務稅”就是其中一項舉措。數字服務稅是限定IT巨頭的網絡廣告等業務,對銷售額按一定比例征稅的制度,和法人稅相比更能切實獲得稅收。

  走在上述行動最前頭的是美國。各州正試圖通過被稱作銷售額稅的間接稅來彌補法人稅的窟窿。爲企業流向外州而苦惱的俄亥俄州2005年從法人稅向銷售額稅過渡,德克薩斯州等也取消了法人稅。

  加速上述趨勢的是美國聯邦最高法院2018年的判決。判決改變了企業未設店鋪和物流設施等“物理性據點”的州無法征收銷售額稅的規則,即使未設據點也能征稅。

  這種稅被稱爲“亞馬遜稅”。美國稅務軟件公司Avalara統計顯示,引入這種稅的州已經達到24個,包括紐約州和密歇根州等。二十國集團(G20)和OECD正在調整應對數字時代的法人稅規則,向以交易和銷售額爲依據的切實征稅傾斜的趨勢估計不會停止。

(日經新聞,2019.10.7)

    中國制造業一線工資增長有停滯迹象

  日本經濟新聞在江蘇省和上海市進行的走訪調查顯示,37家企業中超過8成企業的到手月薪僅與上年持平。經濟減速導致加班和節假日上班減少,正在對工資産生影響。減少招聘的企業也達到4成。民間調查顯示,因難以指望工資上漲而避免跳槽的趨勢擴大。上述情況也從側面印證了屬于消費減速原因的收入增長乏力。

  調查自9月18日至28日在江蘇省無錫、蘇州、吳江、南京、昆山和上海6個城市實施。調查對象僅限于工廠生産線崗位的招聘。

  在無錫的人才中心舉行的招聘說明會上,46個展位只用了不到20個。會場的運營負責人表示,與去年同期相比,參展企業明顯減少。

  此外,蘇州工業園區的企業說明會也很冷清,從事個人電腦零部件業務的廣泰精密沖壓公司表示,今年招聘名額只有十幾個,而去年招了三四十人。從事印刷線路板業務的華高科技則表示,在物價上漲的背景下,不少務工人員返回農村。上午就結束招聘活動的企業較爲突出。

  求職者之所以反應消極,是因爲工資並未達到期望水平。在37家企業中,4家企業回答到手月薪比上年增加,只有1家回答包含福利和津貼在內的待遇有所改善。

  此外,30家企業回答稱到手月薪與上年持平,還有2家回答稱低于上年的企業。很多企業將工廠工人的基本工資設在略高于最低工資的水平。到手工資受加班費和節假日上班的補貼影響。

  江蘇省和上海市分別于2018年8月和2019年4月提高最低工資標准。盡管很多企業都隨之提高了基本工資,但由于加班等減少,到手工資並未增加。

  上海的玻璃纖維企業宏和電子材料科技的到手工資此前超過5000元,但目前降至約4500元。據悉隨著智能手機的生産減少,加班減少。蘇州群策科技表示,以前每周工作6天,現在改爲雙休,到手工資則從5500-6000元減少爲4500元。

  走訪調查的對象多爲個人電腦、智能手機零部件和汽車行業的企業。由于自2018年下半年起變得明顯的經濟減速,企業減少設備投資,汽車和智能手機的銷售低于上年。除了金融業以外的大陸上市企業2019年1-6月的淨利潤同比減少2.5%,沒有余力給員工加薪。

  此外,中美對立的影響似乎也在逐步顯現。主要生産沙發的敏華實業(吳江)有限公司由于美國將家具納入制裁關稅對象而受到打擊。該公司的到手月薪在4000元左右,與上年基本持平。

  走訪調查中,37家企業有16家表示減少了招聘人數。針對1200家企業進行了調查的人才中介公司獵聘透露,回答4-6月離職率下降的企業比1-3月增加25%。即使換工作也無法獲得滿意崗位和工資的情況浮出水面。

  在物價上漲的背景下,對前景感到不安的消費者轉向節約開支。零售業銷售額的增長目前低于8%,消費低迷,原因之一無疑是工資上漲停滯。

(日經新聞,2019.10.11)

  日經調查:預測中國3季度經濟增長6.1%

  日本經濟新聞與日經QUICK新聞彙總的中國經濟學家調查顯示,中國第三季度(7-9月)實際國內生産總值(GDP)增長率的預測平均值爲6.1%。由于出口和生産不振,預計將繼第二季度之後繼續減速。除中美貿易戰因素外,企業資金周轉困難和地方政府債務問題壓低經濟的風險也開始顯現。

  第三季度的增長率預測爲5.8-6.4%。平均值爲6.1%。作爲季度增長率,6.1%這個數值是在有統計數字後,爲1992年以來的最低值。

  減速預測的主要原因是中美貿易問題長期化。特朗普政府9月份啓動了“第四輪”對華加征關稅。工銀國際的程實指出投資和生産的增長勢頭在持續減弱。京東數字科技的沈建光分析認爲出口受到關稅問題的影響,以及政府加強房地産調控,使得經濟下行壓力在加大。

  關于全年增長率預測,2019年爲6.2%、2020年和2021年爲6%。中國提出的長期發展目標是到2020年將GDP提升到2010年的兩倍。要完成這一目標需要在2019-2020年實現年均6.2%的增長率,但對于2020年的增長率,20個有效回答中,有8人預計在5%的水平上。

  焦點在于經濟刺激措施能在多大程度上抵消下行壓力。巴克萊銀行的常健預測將會提前使用2020年的地方債發行額度,支持基礎設施投資。三菱日聯銀行的範小晨認爲將通過減少企業的增值稅和手續費負擔來扶持民營企業。

  中國人民銀行(中央銀行)將下調作爲新的實際官方利率的貸款基礎利率(LPR),這一預測也較爲突出。

  瑞穗銀行的細川美穗子預測“將會每1-2個月小幅下調一次”。凱基證券的陳浩評價稱“有助于貸款利率的緩慢下降,有效傳遞央行的金融政策”。但另一方面,也有觀點認爲LPR僅適用于新增貸款,因此其影響限定爲短期性的。

  對于今後有可能導致經濟低迷的風險,“美國加征關稅和對中國企業的制裁”、“企業資金周轉困難”、“地方政府債務”的回答居多。瑞穗銀行的細川美穗子指出:“盡管在有序推進有問題的中小金融機構退出市場,但有可能導致中小和小微企業的資金周轉出現惡化”。

  對于預定10月10日重啓的中美磋商,三井住友DS資産管理的佐野鐵司認爲“中國考慮經濟形勢而對美國做出讓步的可能性不大。如果美國觸及到中國的結構問題,將很難達成一致”。中信銀行的廖群則認爲隨著總統選舉日期的臨近,特朗普很在意對農業的影響。與中國達成協議對于特朗普來說並不是壞消息。

  中國在10月1日迎來建國70年。經濟學家們回答了今後十年的增長率預測,平均值爲5.3%。多數觀點認爲老齡化將會拖累經濟增長。荷蘭銀行的阿裏恩?範戴克豪森預測爲5%,他指出“將會持續緩慢減速,從2020年的約6%降至2029年的4%。在貿易和安全問題上與美國的緊張關系不斷加劇成爲經濟低迷的風險”。招商證券的謝亞軒認爲由于城市化和中間階層的擴大等原因,預測值達到5.5%。

(日經新聞,2019.10.11)

  如何化解不良資産“堰塞湖”

  清華大學楊小海、馮猛撰文指出,減少行政性的幹預,讓市場在資源的配置中發揮決定性的作用,是解決小微企業融資難問題的長久之策。

  文章指出,小微企業作爲培育經濟新動能的重要源泉,在促進經濟增長和激發市場創新活力等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2018年以來中美貿易摩擦使得外部環境的不確定因素增多,在嚴監管和去杠杆的背景下,中國經濟長期積累的風險隱患有所暴露,小微企業融資難和融資貴問題有所加劇,國務院對此高度重視。

  從銀保監會公布的2019年第二季度銀行業金融機構普惠型小微企業貸款數據來看(爲進一步聚焦小微企業中相對弱勢群體,銀保監會2018年重點監測統計普惠型小微企業貸款,即單戶授信總額1000萬元以下(含)小微企業貸款),有什麽結論?如果把中小銀行的定義包括城商行、農商行、農信社、農村合作銀行、新型農村金融機構,那麽中小銀行貸款規模占比超過50%,是服務小微企業融資的主力軍。然而中小銀行的資産規模較小,同時管理水平和抵禦風險的能力較弱,所以其給小微企業融資的壓力明顯大于股份制銀行和大型商業銀行。從測算可以發現,可城商行和農村金融機構的單位資産小微企業貸款占比大于大型商業銀行和股份制銀行,其中農村金融機構每單位資産貸給小微企業的信貸達到0.11元,是大型商業銀行0.024元的4.5倍。

  在去杠杆和嚴監管以及外部壓力增大的情況下,中小銀行的處境變得困難,不良貸款問題突出。迫于生存和防範金融風險的壓力,中小銀行將降低給企業融資的風險偏好,此時違約概率本身較大的小微企業從中小銀行獲得貸款融資的難度將顯著增大,這進一步會加劇中小銀行的經營風險和小微企業不能償還貸款之間的惡性循環。爲了打破這個惡性循環,讓中小銀行的金融風險得到釋放,銀行體系的不良資産處置就顯得尤爲關鍵,特別是目前不良貸款率高企的中小銀行。本文從中小銀行的角度研究小微企業融資難問題,並希望通過研究爲問題的解決提供有價值的參考。

  文章認爲,小微企業從中小銀行獲得融資的空間被擠壓。第一、地方政府財政收入受到中央政府的擠壓。爲了對目前的小微企業融資難問題有一個宏觀的認識,首先得從中央和地方的財稅關系說起。在分稅制改革之後,中央政府在分配稅收這塊蛋糕過程中占據有利的地位,因爲除了好的稅種歸中央政府之外,轉移支付制度的安排使得中央政府在稅收分配過程中占據強勢的地位。在每年政府征稅總量一定的情況下,中央所獲稅收變多,則地方就相對變少。同時,目前高企的房價使得過去地方政府的土地財政模式難以爲繼,所以目前地方政府的財政收支狀況相對吃緊,顯性和隱性的債務問題受到普遍關注。在地方政府財政收支吃緊的情況下,小微企業的融資難免不會受到影響。第二、中小銀行的出生決定了其需要爲大部分地方政府顯性和隱性債務支出提供融資。在目前的銀行體系架構當中,地方政府無權幹預五大國有銀行和股份制銀行在當地支行的人事任免,這意味其在地方經濟建設當中可以保持相對的獨立,經營可較少受到地方政府的幹預。地方政府爲了保證地方的經濟建設有穩定的資金來源,往往會成立能夠受地方政府控制的地方性銀行,這些銀行就是目前數量衆多的城商行和農商行、以及農信社和村鎮銀行等。與此同時,根據風險匹配的原則,小微企業和民營企業也主要由這些中小銀行提供融資服務。在GDP考核的壓力下,地方政府有著無限的舉債沖動,而受到地方政府控制的中小銀行自然需要爲地方政府顯性和隱性的債務支出提供融資支持。第三、小微企業從中小銀行獲得融資的空間受到地方國企的擠壓。地方政府往往是通過地方國有企業來開展經濟建設,而地方的金融資源有限。考慮到中小銀行的出生,以及地方政府對地方國企的隱性擔保,中小銀行在融資方面往往優先考慮地方國企,而廣大的小微企業和民營企業如果要獲得融資則困難得多。這導致的結果就是民營企業和小微企業在整個國家金融資源的分配當中處于非常弱勢的地位。筆者團隊去浙江某地方政府調研的過程中發現,某地方城投A公司出資10億元作爲股東發起方成立一家地方性的商業銀行,而這家商業銀行在總資産只有500多億元的情況下竟給城投A公司貸款額度高達100多億元,其能給予小微企業的貸款額度必然受到影響。目前高企的地方政府顯性和隱性債務必將對小微企業在中小銀行中獲得融資的空間形成擠壓,加上小微企業本身規模小、缺乏抵押品等特點,這使得小微企業的融資變得更加困難。總而言之,由于中央政府對地方政府在稅收分配方面形成擠壓,而地方政府的顯性和隱性債務支出壓力大部分落在其控制的中小銀行身上,這必然會對小微企業從中小銀行獲得融資的空間形成擠壓。由此可見,目前小微企業面臨的融資難問題,本質上來說是中央政府跟地方政府在財稅分配方面博弈的一種外在表現形式。所以,給地方政府減負,改善地方政府的財政收支狀況,對擴大小微企業在中小銀行中獲得的融資空間大有裨益。

  文章認爲,銀行不良資産處置“堰塞湖”問題亟待解決。銀行體系不良資産規模或已突破10萬億。根據筆者在市場中接觸到的大量金融機構得到的反饋來看,保守估計目前農村金融機構不良貸款率約爲20-30%。通常情況下,如此高的不良貸款率銀行是要發生擠兌風險的,只是現在公開披露的數據顯示只有3.7%,沒有按照真實數據披露,當然也不敢披露。其中,城商行的不良貸款率約爲10-15%,股份制商業銀行的不良貸款率約爲8-12%,大型商業銀行不良貸款率約爲5-8%。

  結合銀保監會發布的各類銀行金融機構資産規模的數據,由此可以估算出目前中國所有銀行不良貸款規模約爲10-15萬億元,而且這個規模還會隨著目前去杠杆和嚴監管的推進而增大,預計在2020年達到峰值。由此可見,中國不良資産的規模保守估計已經超過10萬億元,龐大的不良資産規模不僅使得銀行體系蘊藏著巨大的金融風險,同時將降低銀行服務小微企業的風險偏好,尤其是不良貸款率較高的中小銀行。在這種情況下,小微企業從銀行獲取融資將變得更加困難。

  目前不良資産管理公司處理能力有限。目前中國不良資産管理機構的格局是“4+2”,即四大資産管理公司,加上每個省份有至多2家資産管理公司(簡稱AMC,下同)專門處理不良資産。爲了防止國有資産流失,目前不良資産處置一級市場不對民間資本開放,只有國有的四大資産管理公司和地方資産管理公司能夠參與。通過市場調研發現,四大資産管理公司目前平均每家每年的處理能力大約只有500億元,而地方上所有的60多家不良資産管理公司的處理能力相當于一家四大資産管理公司。所以目前中國所有不良資産管理公司每年處理能力只有2500億元左右,但是中國有10萬億以上的不良資産規模。不良資産管理公司的處置能力相對于龐大的不良資産規模顯得杯水車薪,實際上已經形成不良資産處置的“堰塞湖”。

  農村金融機構不良資産處置亟待重視。考慮到大型國有商業銀行和股份制銀行的不良貸款率相對較低,而且管理水平和風險防控能力相對于中小銀行來說較強,所以不良貸款問題對于其給小微企業融資的風險偏好影響較小,但是對于中小銀行的影響則較大。由此可見,妥善處理中小銀行不良貸款問題對于提高其對小微企業融資的風險偏好,進而降低小微企業從中小銀行獲取融資的難度意義重大。在中小銀行的不良資産處置中,目前問題最突出的就是農村金融機構的不良資産處置問題。據估算農村金融機構的不良資産規模達到3.6-5.5萬億,但是目前的四大資産管理公司和地方AMC均很少涉及。因爲除了農村金融機構的不良貸款有散、小、差的特點導致不良資産處置的成本較高之外,目前形成的不良資産處置的“堰塞湖”使得四大資産管理公司和地方AMC根本無暇顧及農村金融機構的不良資産處置。所以重視並解決以農村金融機構爲代表的中小銀行的不良資産處置問題,對于提高中小銀行給小微企業融資的風險偏好,進而緩解目前廣泛關注的小微企業融資難問題意義重大。

  杨小海、冯猛指出,由于中小银行是服务小微企业融资的主力军,所以本文从中小银行的视角研究目前广泛关注的小微企业融资难问题。首先,小微企业从中小银行获取融资的空间受到地方国企的挤压。中央政府在财税收入方面对地方政府形成挤压,而地方政府通过地方国有企业对中小微企业从中小银行获得融资的空间形成挤压,这使得小微企业在国家的金融资源分配中处于非常弱势的地位,小微企业融资难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财税分配方面博弈的一种外在表现形式。其次,中小银行对小微企业融资的风险偏好受不良贷款率的影响较大,所以化解银行不良资产对于缓解小微企业融资难的意义重大。中国目前不良资产的规模保守估计达到10万亿以上,但是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和地方AMC处置不良资产的能力有限,因此事实上已经形成不良资产处置的“堰塞湖”。在各类银行的不良资产处置中,农村金融机构的不良资产处置问题最突出,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和地方AMC均较少涉及,这方面的问题应该引起高度重视。

  杨小海、冯猛针对目前广泛关注的小微企业融资难问题提出如下政策建议:第一、给地方政府减负,同时需要为经济增速托底。弱化对地方政府GDP考核,约束中央政府给地方政府下达无资金指令任务,给地方政府减负。当地方政府财政收支情况好转之后,中小微企业获得的融资空间将会变大。同时,考虑到目前外部环境面临的不确定性增大,中央政府可以考虑适度扩大国债的发行规模,用适度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为经济托底。只有经济增速保持在一定合理的区间之内,企业的盈利才会有保障,中小银行面临的不良资产问题才会得到真正的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的处境才能够随着大环境的变好而逐渐改善。第二、建议中央高度重视目前面临的不良资产“堰塞湖”问题。首先,通过注资或者发行永续债的方式补充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和地方AMC的资本金,提高不良资产管理公司处理不良资产的能力,逐渐消化目前庞大的不良资产规模。其次,扩大不良资产投资者的范围。比如2012年出台的《金融企业不良资产批量转让管理办法》规定不良资产不能批量转让给社会投资者,只能转让给资产管理公司,这必然会缩小投资者的范围,降低不良资产处置的效率。建议放宽社会投资者和外资的投资范围,提高不良资产处置市场的活跃程度。再次,重视农村金融机构不良资产处置问题。考虑到农村金融机构不良资产的规模,2003年“花钱买机制”处理农信社不良资产的方式已经不合时宜。光靠市场或者政府单方面的力量都不足以解决目前农村金融机构的不良资产处置问题,需要监管机构、地方政府、市场三方形成合力,才能加快解决以农村金融机构为代表的中小银行的不良资产处置问题。如果银行不良资产问题得到妥善解决,其给小微企业融资的风险偏好将会上升,小微企业从银行获取融资的难度将会下降。第三、完善对中小银行的管理。中小银行目前面临如此之高的不良贷款率,这其实是和自身管理密切相关的。第一、加快农信社商业银行改制,提升公司治理能力,约束经营层为了一己私利而产生的委托代理问题,防范道德风险的发生。第二、加强股东管理,尽快完成股东登记托管确权,约束大股东的违规操作行为,防止中小银行成为地方政府或者某些利益集团的钱袋子,防范被恶意“掏空”的风险。第三、农信社目前面临的银保监会和省联社“多头管理”的局面应该逐渐得到改观,同时应约束地方政府的行为,用现代化公司治理的方式管理农信社和农商行,妥善解决不良贷款问题,进而更好的为中小微企业提供融资服务。第四、应该尽量减少行政性的干预。行政性干预短期可能有效,但长期来看应谨防产生的负面效果。比如五大国有银行放款给小微企业的信贷需要年增长30%,这样会扰乱市场,造成本来比较好的优质客户从城商行和农商行流失到五大国有银行,中小银行的日子更加难过。中小银行本身抵御风险的能力就较弱,优质客户流失对经营影响较大,这样会降低其服务小微企业融资的风险偏好,从而增大小微企业从中小银行获得融资的难度。由此可见,减少行政性的干预,让市场在资源的配置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是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问题的长久之策。

(FT中文網,2019.10.12)

 

(編譯、整理:李彥松、張佶烨;責任編輯:王硯峰)

2019年第72期(總第1960期)          2019年10月14日(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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