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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樂明、劉剛、高桂愛:經濟長波的曆史界分與解析框架:唯物史觀視角下的新拓展

2019-10-14

調整字號:

作者:胡樂明(中国社科院經濟研究所 

劉剛(曲阜師範大學經濟學院)
 
高桂愛(曲阜師範大學經濟學院

來源:《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19年第5期

  【摘要】回歸曆史方法是半個世紀以來經濟長波理論發展的重要方向。但是由于缺少兼容中間層次分析和技術革命重要性的系統性研究,馬克思主義經濟長波理論也未能確立一個准確把握生産力與生産關系矛盾運動的“全面的方法論基礎”。①爲此,有必要回歸唯物主義曆史觀視角,以技術革命和工業革命作爲解析經濟長波的中間層次概念,重構長波理論的政治經濟學分析框架。基于這一框架,可以將從波谷到波谷劃分經濟長波的傳統做法調整爲佩蕾絲提出的從波峰到波峰的劃分方法,從而將經濟長波的曆史界分由傳統的五次“倒V”型長波發展爲六次“V”型長波。這樣一來,每次技術革命對應一次“V”型長波,每次工業革命的技術革命和制度變革對應兩次長波的“W”型走勢,從而將經濟長波的本質歸結爲生産方式演變趨勢的外在表現。長波理論不僅要揭示生産力“歸根到底”的決定作用以及技術與經濟的互動機制,還要揭示政治與文化的長期變遷及其作用規律,從而服務中長期經濟發展規劃,助力“兩步走戰略”的順利實施。

  【關鍵詞】經濟長波理論;康德拉季耶夫周期;工業革命;唯物主義曆史觀  

  基金项目:本文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项目“长波视野下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所處經濟發展階段和經濟發展趨勢是國內外經濟學界關注的焦點話題。習近平總書記在2016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的講話指出,“研究經濟形勢,必須瞻前顧後,‘以往知來,以見知隱’,從經濟發展長周期和全球政治經濟大背景出發加以認識。”①在經濟學領域,經濟長波理論便是一個較爲有效的“以往知來,以見知隱”的分析工具。本文將討論關于經濟長波的研究方法、曆史界分以及理論解釋的重要觀點並給出一個新的解析框架。  

  经济长波是指持续时间为50年左右、包含升波和降波两个波段的经济周期。有趣的是,关于经济长波的研究也正在类似的学术周期。正如范·杜因所言:“经济的萧条是与对长波研究的高峰相一致的”②,经济长波研究热度的涨落呈现出与经济运行冷热相反的周期性。理论界聚焦经济长波,往往不是经济繁荣和上升期的“居安思危”,而是经济衰退和下降期的“穷则思变”。一般认为,英国学者海德·克拉克(Hyde Clarke)③1847年关于此前经济活动存在一个54年长周期的推测是经济长波的最早论述,这一时期通常被视为经济长波的一个“谷底”。但是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经济学界对于长波现象的系统研究才拉开帷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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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習近平關于社會主義經濟建設論述摘編》,111頁,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7.

②范·杜因:《经济长波与创新》,1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③Hyde Clarke. Physical Economy:A preliminary Inquiry into the Physical Laws Governing the Periods of Famines and Panics.the British Railway Register; 1947,pp.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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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俄国学者巴瓦斯(Parvus)、荷兰学者范·盖尔德伦(Van Gelderen)和德·沃尔夫(De wolff)等人的贡献奠定了长波研究的基石。①苏联经济学家康德拉季耶夫在20世纪20年代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长周期波动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实证研究,1939年,熊彼特《经济周期》一书的出版使得“康德拉季耶夫周期”广为人知。②此后,随着战后“黄金时代”的到来,长波研究陷入沉寂。20世纪60年代,欧内斯特·曼德尔首先对长波问题进行重新研究,并准确预言了长期扩张即将结束。伴随着“滞胀”的到来,70年代之后越来越多的学派和学者包括新熊彼特学派、调节学派、积累的社会结构学派(SSA)都参与到了经济长波的研究。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同样引发了人们对于结构性危机和经济长波的更多关注。  

  一、經濟長波的研究方法  雖然關于經濟長波的研究不斷取得新的進展,但是該領域依然充滿分歧和令人困惑。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不適宜的方法仍然被廣泛運用,在建構理論和定義模型方面仍然依賴主流認識論。新古典教條常常遭到否定,但是對線性經濟計量方法的普遍訴求重新引入了均衡概念,並對序列的曆史本質施加了嚴格限制。實證主義標准常被否定,但是許多學者認同分解時間過程的原子論和宿命論含義”。③近半個世紀以來,部分演化經濟學和馬克思主義學者致力于擺脫主流認識論和新古典教條,革新了經濟長波的研究方法。  

  (一)新熊彼特學派:複興被新古典教條遺失的曆史方法  

  在弗裏曼和盧桑看來,分析長期波動的主要方法有三個:曆史分析、統計和計量經濟分析、模擬模型分析。康德拉季耶夫的長波研究同時使用了曆史描述方法和經濟計量方法,但隨著經濟計量技術支配地位的確立,標准的統計與計量經濟方法被廣泛應用,曆史描述方法逐步被人遺忘。20世紀70年代之後,經過一些馬克思主義學者和新熊彼特主義學者的努力,曆史方法得以煥發生機,曼德爾、戈登、謝克和布瓦耶等學者的長波研究同時使用了統計和計量經濟分析與具體的曆史分析方法。遺憾的是,上述方法在西方國家並未成爲長波研究的主流。庫茲涅茨等人所倡導的標准計量經濟分析以及福斯特(J.W.Forrester)等人所倡導的模擬模型分析的廣泛流行,導致時間和曆史被置于從屬地位,研究重心集中于被剝奪了曆史趨勢並被賦予均衡性質的“統計存在”,結果“不是創造一個包羅萬象的完美周期模型,就是一個無所不知的拉普拉斯惡魔”。④佩蕾絲認爲,流行的長期總量序列分析堅持探尋國民生産總值和其他宏觀總量有規律的漲落,試圖以貨幣爲單位橫貫包含兩三個範式的時期,沒有任何的意義且必然導致長波研究落入“陷阱”。  

  弗裏曼和盧桑主張以“理性曆史方法”開啓新的研究議程。他們認爲,必須拒絕將主流的統計和經濟計量方法簡單地用于分析長期增長與變化過程,優先考慮數量分析的“逆命題”即優先辨明真實事件序列的特征而不是抽象模型的構造與模擬,承認社會、制度和政治因素的複雜因果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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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Parvus. Die Handelskrisen und die Gewerkschaften. in Parvus et al.,Die Langen Wellen der Konjunktur:Beitrage zur Marsistischen Konjunktur und Krisentheorie.Berlin:Prinkipo,1972,25-31;Van Gelderen. Spring Tide. translated in Chris Freeman, ed , The Long Wave Theory.Cheltenham : E. Elgar , 1996;De Wolff,S..‘Phases of Prosperity and Depression’.;trans,in F.Llou?ā and J. Reijnders(eds.),The Foundations of Long Wave Theory (2vols.), Cheltenham: Edward Elgar,i:25-24;许多学者包括熊彼特都将马克思和恩格斯视为长波研究的先驱。我们认为,虽然马克思恩格斯注意到资本主义发展兴衰交替的规律以及与之相伴随的大规模的结构变化,但是他们并未直接讨论经济长波。参阅克里斯·弗里曼、弗朗西斯科·卢桑:《光阴似箭——从工业革命到信息革命》,74-80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②Joseph A. Schumpeter.Business Cycles.A Theoretical, Historical and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the Capitalist Process, New York Toronto London : McGraw-Hill Book Company, 1939.

③克裏斯·弗裏曼、弗朗西斯科·盧桑:《光陰似箭——從工業革命到信息革命》122,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

④卡蘿塔·佩蕾絲:《技術革命與金融資本》,68-70頁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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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就是,理性曆史方法是在曆史方法、分析方法、構造因果關系假設的描述性統計方法和現代非線性方法的交叉點上發展起來的,它否定完備模型與方法的極端假設,尋求一種不完備的而非決定性的、解釋性的而非預測性的、演化的而非機械的綜合理論。在他們看來,既然每個社會子系統(科學、技術、經濟、政治、文化)對于認識社會關系都具有一定的啓發性,那麽它們彼此間的相關性就不能通過對一個包羅萬象的簡單模型的解釋做出斷然區分,也不能區分爲內生變量和外生變量,技術創新、結構變遷以及經濟社會運動只能解釋爲曆史發展或共同演化過程,對于理解曆史動態學最重要的變量是協調過程本身。①同樣,佩蕾絲主張長波研究應將關注的重點由經濟計量轉移到定性地理解經濟變遷過程複雜的緊張關系和力量,爲此她提出以“發展的巨潮”替代含有機械隱喻的“長波”概念。顯然,與庫茲涅茨、福斯特等人所倡導的主流方法不同,弗裏曼和盧桑以及佩蕾絲等人的主張更加接近于馬克思的曆史唯物主義所強調的生産力與生産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之間的矛盾分析方法,也能夠提供關于資本主義生産方式長期變遷的更有價值的解釋。但是,或許爲了免于“技術決定論”或“經濟決定論”的責難,弗裏曼等人突出強調了每個社會子系統的相互獨立性,而沒有將任何一個子系統置于因果關系的優先地位。這樣,他們不可避免地墮入了多元決定論的相對主義泥潭,並將資本主義由一個不斷變化但終將衰落的體系描繪成一個不斷發展、不斷進化的體系。  

  (二)馬克思主義理論:從生産力與生産關系矛盾運動出發的中間層次分析  與以弗裏曼和佩蕾絲爲代表的新熊彼特學派一樣,曼德爾等馬克思主義學者也反對主流長波學者以計量經濟分析和模擬模型分析替代對經濟質變過程進行深入分析的做法。曼德爾指出,“從方法論的觀點來看,關鍵指標的選擇是馬克思主義的經濟長波論與當前其他純學術理論相區別的首要特征。馬克思主義學者拒絕接受經濟史學家們在長波的分析中以價格和貨幣的變動爲中心的觀點。他們並不否認這些變動與對長波的判斷有關,而且他們甚至承認貨幣現象的相對獨立性。但是他們從下列假設開始,這個假設對馬克思主義經濟分析至關重要:資本主義制度運動的基本規律是資本積累,而資本積累源于商品的生産,是價值及剩余價值的生産以及它們的最終實現。”②因此,他認爲長波研究的關鍵指標是有關商品生産和商品銷售的運動趨勢,即社會再生産的運動趨勢。  

  虽然都将资本积累和社会再生产过程作为关键指标,但是马克思主义经济长波理论内部也存在差异。如美国积累的社会结构学派(Social Structure of Accumulation Theory,SSA)创始人戈登就批评曼德尔“没有为其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依次更替的各阶段的有趣分析,提出一个全面的方法论基础”,③这一缺陷导致他直接将资本积累的一般规律与资本主义经济运动的具体历史相对应,进而得出长波高位转折点与低位转折点的非对称解释,这虽然看似维护了一般利润率下降趋势规律与长波理论的“一致”,却同时割裂了资本主义经济长期发展及其马克思主义解释的逻辑一致性。SSA学派和调节学派都认为,资本主义经济不仅在资本积累的速度上倾向于长期波动,而且这些波动是由确定的制度结构即“积累的社会结构”所中介,因此他们努力在关于资本主义发展的一般原理与具体历史两者之间发展出一种“中间层次的分析”,以分析资本积累过程和影响该过程的一整套社会制度之间的关系,从而解释资本主义经济的长期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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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克裏斯·弗裏曼、弗朗西斯科·盧桑:《光陰似箭——從工業革命到信息革命》,119-124頁,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

②厄尔奈斯特·曼德尔:《资本主义发展的长波——马克思主义的解释》,8页,南开大学国际經濟研究所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

③D.M.Gordon, ‘Stages of Accumulation and Long Economic Cycles’, 1980,reprinted in S.bowels, etal. (eds.), Economics and Social Justice, Cheltenham, UK: Edward Elgar, 1998, p.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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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他們卻有意無意地忽視了技術創新的重要作用,也未能爲長波研究提出“一個全面的方法論基礎”。①  

  關于技術革命引發的生産系統變革,曼德爾爲我們提供了有益的參考。以社會再生産的運動趨勢爲中心,他在《晚期資本主義》中選用資本有機構成、固定資本和流動資本的比例、剩余價值率、積累率、資本周轉時間和兩大部類的交換關系六大關鍵指標,爲准確把握技術革命和生産系統變革提供了重要參照系。②在《資本主義發展的長波》一書中,他以“技術革命與階級鬥爭周期”爲題,將研究視角聚焦于生産力與生産關系的矛盾運動。關注經濟變革長期趨勢的新制度經濟學家道格拉斯.諾思,曾經高度評價這種將技術革命與階級鬥爭相聯系的分析框架:“馬克思主義的框架之所以是目前對長期變革最有力的論述,恰好是因爲它將新古典框架舍棄的全部要素都包括在內:制度、産權、國家和意識形態。馬克思之強大的産權在有效率的經濟組織中的重要作用以及現存産權體系與新技術的生産潛力之間緊張關系在發展的觀點,堪稱是一項重大的貢獻。在馬克思主義體系中,正是技術變革造成緊張狀態,而變革又是通過階級鬥爭實現的”。③因此,馬克思主義經濟長波理論,有必要實現一種綜合:一方面,吸收調節派學與SSA方法,運用“中間層次分析”,將經濟長波與資本主義發展的各階段相聯系,另一方面,借鑒曼德爾的框架,抓住生産力與生産關系的矛盾運動,在一個重視生産力的根本地位並兼容技術革命和制度變革的框架中把握資本主義再生産的運動趨勢。  

  總之,盡管馬克思本人並未直接論及資本主義經濟長波問題,但是馬克思關于生産力與生産關系的矛盾分析及其曆史唯物主義原理依然可以爲長波研究提供方法論基礎。首先,資本主義經濟長波是資本主義生産方式演變過程的長期趨勢與外在表現,④這是多種因素與各種力量的綜合作用在各個資本主義經濟發展階段的集中表現。也就是說,資本主義經濟長波是衆多因素交互作用的“交響曲”,是“無數個力的平行四邊形”的“合力”,⑤而不是唯一經濟力的“獨奏”。因而,科學、技術、經濟、政治、文化每個社會子系統以及資本積累的“社會結構”和“調節體制”都是理解和解釋資本主義經濟長波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其次,資本主義經濟長波是生産力與生産關系矛盾運動的長期趨勢與外在表現,這決定了資本主義經濟在各個發展階段的基本走向。也就是說,戰爭、自然災害以及黃金産量和人口數量等因素可以擾動或抵抗但卻無法改變上述主導力量所塑造的基本趨勢;同時,資本主義經濟長波不是循環往複的機械重複,他是資本主義各種矛盾不斷深化和不斷發展的動態過程。最後,資本主義經濟長波“歸根到底”是資本主義生産力發展規律的外在表現和長期趨勢,這一趨勢是決定各個階段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根本力量。“一切曆史沖突都根源于生産力和交往形式之間的矛盾”⑥,“隨著生産力的獲得,人們改變自己的生産方式,隨著生産方式即謀生的方式的改變,人們也就會改變自己的一切社會關系。手推磨産生的是封建主的社會,蒸汽磨産生的是工業資本家的社會”。⑦因此,只有從生産力發展規律以及生産力與生産關系的矛盾運動規律出發,結合資本主義發展的具體曆史與中間層次分析,方能把握經濟長波所蘊含的資本主義結構變遷的內在實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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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孟捷:《資本主義經濟長期波動的理論:一個批判性評述》,載《開放時代》,2011(10)。

②厄爾奈斯特?曼德爾:《晚期資本主義》,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93。

③道格拉斯?C?諾思:《經濟史中的結構與變遷》,71頁,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

④“生産方式”的含義在學界存在諸多爭論。在此,我們借鑒科恩的觀點將生産方式界定爲社會生産的技術方式和組織方式,亦即社會生産的“技術經濟範式”。參閱G.A.科恩:《卡爾?馬克思的曆史理論——一種辯護》,98-101頁,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

⑤《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592頁,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⑥《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567-658頁,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⑦《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602頁,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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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就理论发展的方向而言,我们认可戈登批评曼德尔时所强调的“为其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依次更替的各阶段”提供一个关于社会再生产总体特征的分阶段的中间层次概括,但是过度聚焦制度因素,从制度层面出发的理论概括,不利于准确把握这个总体特征,而应在一个兼容技术革命与制度变革的框架中,分析社会再生产的运动趋势。在这方面,曼德尔的框架是一很好的借鉴。因此,“一个全面的方法论基础”应该实现中间层次分析与技术革命重要性的有效综合,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运动入手概括经济社会发展不同阶段的基本特征,从而形成解析经济长波的中间层次分析,其中直接体现生产力水平的技术条件和工业发展阶段,是必须首先抓住的关键要素。对此,马克思考察各工业阶段的“广义生产力”视角,能够为这种中间层次分析提供有益的启示:“一定的生产方式或一定的工业阶段始终是与一定的共同活动方式或一定的社会阶段联系着的,而这种共同活动方式本身就是‘生产力’; 由此可见,人们所达到的生产力的总和决定着社会状况,因而,始终必须把‘人类的历史’同工业和交换的历史联系起来研究和探讨。”①  

  二、經濟長波的曆史界分  

  研究經濟長波首先需要回答的是各個具體曆史時期分別處于長波的上升波段還是下降波段,即曆次經濟長波的上升和下降波段于何時起止。這個判斷也被稱之爲經濟長波的曆史界分。研究方法的分歧必然導致理論觀點的差異,這些差異也集中體現爲曆史界分的不同。  

  表1显示,尽管长波研究者们普遍确认了四次长波的存在,但是他们关于经济长波的起始时间、历史界分却存在着明显不同,这也使得许多主流学者质疑经济长波的存在。例如,萨缪尔森对于经济长波是基本规律还是历史偶然未置可否,认为经济长波“究竟是否单纯的历史的偶然事件(由于金矿的发现、新发明和战争而造成),目前尚难肯定”,②马耶夫斯基也认为,在萨缪尔森那里 “所谓的‘康德拉季耶夫波’是没有得到特别证实的假设”。③但是,长波“辨识”的困难并不能否认长波“存在”的事实。杜因指出,要精确地确定长波的波峰与波谷是不可能的,应该允许界定长波起始时间存在一个误差幅度。④篠原三代平则认为, 技术革新决定了长期波动的周期,长期波动的长度是由技术革新的速度和规模所决定。由于在不同历史时期技术革新速度不同、规模各异,我们并不能指望康德拉季耶夫长波具有严格的规律性,但也不能因为长波周期的差异较大而否认长期波动的存在,资本主义存在着比短期波动和中期波动更长的长期波动是不容否认的事实。⑤弗里曼和卢桑同样认为,“长波”容易给人以平滑和规则的错误印象,但是这并非人们所描述的长期波动的真实特征。由于每次技术革命的影响并不均衡,因此长波的历史分期必然是不规则的。⑥我们认为,经济长波是一种时间跨度较大、情况复杂的经济现象,对其进行精准界分既不现实也无必要,长波划分应有一定的允差范围。因此,无论是由于研究者使用的统计数据、分析方法不同所导致的长波划分差异,还是由于经济长波本身因历史条件变化而发生的差异,都不影响经济长波的存在及其研究价值。“不同经济时代的延续构成‘长波’”⑦。长波研究的价值不在于精准地“辨识”长波的具体时间,而在于科学把握不同经济时代的“期间趋势”以更加合理地解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长期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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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532-533頁,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②薩缪爾森:《經濟學》(第10版),上冊,357頁,北京,商務印書館,1982。

③B.馬耶夫斯基:《論長波的性質》,載《世界經濟譯叢》,1993年(4)。

④範·杜因:《經濟長波與創新》,83頁,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93。

⑤篠原三代平:《康德拉季耶夫波與世界經濟》,載《世界經濟譯叢》,1983(6)。

⑥克裏斯·弗裏曼、弗朗西斯科·盧桑:《光陰似箭——從工業革命到信息革命》,154頁,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

⑦理查德.R.納爾遜,“前言”,載克裏斯.弗裏曼、弗朗西斯科.盧桑著《光陰似箭——從工業革命到信息革命》,4頁,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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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不同学者的长波年表

  资料來源:1.赵涛:《经济长波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9-10、16、23、48-49、243-246。2.弗里曼、卢桑著,沈宏亮译,《光阴似箭》,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145-146。3.曼德尔著,南开大学国际經濟研究所译,《资本主义发展的长波——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82。4.高峰.论长波[J].政治经济学评论,2018,9(01):60-105。5.Reat A, and J.Toporowski. “An economic policy for the fifth long wave”. Psl. Quarterly Review, 2009, 62(248):147-190。6.COCCIA M.“The asymmetric path of economic long waves”. Technological Forecasting and Social Change, 2010, 77(5): 730-738。

  (一)第一次長波的起點問題  

  尽管对于每次长波的具体界分存在分歧,但是大多数长波研究者普遍认为第一次长波始于1780-1790年,中国学者赵涛则是一个例外。作为较早系统研究经济长波的中国学者,赵涛认为,“资本主义经济从1760-1830年进行了第一次长期波动,其中从1760年到1825年为这次长波的上升波,从1825年5月到1830年为下降波”。①之所以做出这种判断,是因为她认为经济长波是工业革命的产物。事实上,人们关于第一次长波始点的认识也并不统一。沃勒斯坦指出,康德拉季耶夫周期是资本主义发展过程的必然组成部分,因此从逻辑上可以推断出,康德拉季耶夫周期从资本主义存在开始也就是从“漫长的16世纪”开始就已经存在。②同样,J·戈尔德施泰因、R·穆吉、J·莫德尔斯基等人的研究也证明,在18 世纪后期工业革命开始之前,由各种外生性因素引起的某种历史过度行为所导致的康德拉季耶夫长波就已存在,尽管它表现为无规律、非规则的经济现象。③不过,更多学者目前依然倾向认为,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前人类社会处于自然经济状态,经济发展缓慢而平静,没有发生经济长波的可能,第一次长波始于英国进入工业革命的时候。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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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趙濤:《經濟長波論》,117頁,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8。

②伊曼紐爾·沃勒斯坦:《現代世界體系》,第3卷,6頁,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

③B.馬耶夫斯基:《論長波的性質》,載《世界經濟譯叢》,1993(4)。

④趙濤:《經濟長波論》,17頁,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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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困于資料和數據的缺乏,我們暫且接受這種觀點,即第一次長波始于1760-1770年代。①  

  我們認爲,伴隨第一次工業革命的展開而開始的第一次長波首先表現爲一個下降波。馬耶夫斯基指出,18世紀後期歐洲和北美由于最後一個外生型長波的作用而爆發了蕭條,在它之後才出現了第一個工業化長波。②也就是說,第一次工業革命開始的年代是歐洲經濟新舊結構“斷裂”從而處于下降長波的年代。事實上,衆多長波研究者的分析也支持上述觀點。康德拉季耶夫的研究表明,價格水平與實物産出之間呈現出同步波動,從價格指數的波動來看,1789年之前的英國經濟毫無疑問處于一個下降長波。③同樣將經濟長波解釋爲一個價格周期的羅斯托不僅確認了1789/1790年代表了一個價格的波谷年份,而且指出18世紀80年代之前連續不斷的戰爭盡管沒有導致生産的絕對衰落,但是降低了英國經濟增長的速度,使得英國和整個世界的國際貿易增長率分別由1720-1750年的62%和59%大幅下降至1750-1780年的10%和33%。④此外,其他采用長期總量序列分析的學者也大都確認1789/1790年是一個低位轉折點,也就是認爲此前英國經濟處于長波下降過程。而且,采用與主流研究不同方法的新熊彼特學派的分析也同樣支持這一看法。門施在《技術僵局》中明確指出,“只有在周期的波谷,當利用殆盡的技術所帶來的利潤低得令人不堪忍受時,資本才能克服對承擔風險的厭惡,並依賴于可能會獲得的基本創新。”⑤也就是說,基本創新只有在長波蕭條階段才會成群出現。與之類似,佩蕾絲認爲,技術革命開始于一個“爲停滯所威脅的世界”。⑥顯然,18世紀60年代之後的英國便是這樣一個時期。從18世紀60年代開始,英國批准的專利數出現急劇上升的趨勢,但是直到80年代末期這些發明創造才被廣泛應用于工業生産。因此,無論是從經驗數據還是理論邏輯我們都有理由確認,1760-1770年至1790年是第一次長波的降波階段。  

  (二)1973年以後的經濟長波走勢  

  尽管多数长波研究者普遍认为1973年开启了一个下降长波,但是对于这轮下降长波何时结束以及目前世界经济处于何种波段则分歧较大。弗里曼和卢桑、Angelo Reati & Jan Toporowski、⑦Mario Coccia⑧等学者认为,20世纪70-90年代是一个结构调整的下降长波,1992年作为又一个低位转折点开启了新一轮扩张长波。但有学者提出了不同的观点,例如高峰就修改了2002年提出的最近一轮上升长波起于20世纪90年代的观点⑨,认为这轮扩张长波应为1982年到2008年⑩,在不否认20世纪50-70年代的“黄金年代”的情况下,70年代开始的下降波段仅有10年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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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需要指出,商業資本主義時期的擴張、危機、蕭條和周期現象不應被視作“一種特殊問題”而排除在馬克思主義經濟危機理論的框架之外,經濟長波的研究應該拓展到重商主義時代。

②參閱範?杜因,《經濟長波與創新》,78-83、121頁,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93。

③參閱範?杜因,《經濟長波與創新》,78-83、121頁,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93。

④W.W.羅斯托:《這一切是怎麽開始的》,39、94頁,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

⑤參閱範?杜因,《經濟長波與創新》,78-83、121頁,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93。

⑥卡蘿塔·佩蕾絲:《技術革命與金融資本》,56頁,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 

⑦Reat A, Toporowski J. An economic policy for the fifth long wave[J]. Psl. Quarterly Review, 2009, 62 (248):147-190. 

⑧Coccia M. The asymmetric path of economic long waves[J]. Technological Forecasting and Social Change, 2010,77(5): 730-738.

⑨高峰:《“新經濟”,還是新的“經濟長波”?》,載《南開學報》,2002(5)。

⑩高峰:《論長波》,載《政治經濟學評論》,20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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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于20世紀70年代的下降長波于何時停止的爭論,也對應著此後的上升長波于何時開啓,即1980年以後是否出現了擴張長波的爭論。大致而言,部分關注利潤率指標的學者認爲,如果以美國作爲資本主義世界的代表,1980年以後出現了一輪擴張長波,安瓦爾·謝克以美國的利潤率提升爲標志提出1980年以後出現了“新自由主義大繁榮”,①多梅尼爾和列維的數據也表明1980年以後美國的利潤率出現了比較明顯的回升,②高峰則從技術革命、利潤率回升和世界市場擴大三個方面詳細分析了1980年後的這輪擴張長波。③但是,很多學者並未接受這輪上升長波的存在,布倫納認爲新自由主義引發的是一輪從20世紀70年代到90年代的長期衰退④,克羅蒂等人持有類似觀點⑤。在經驗數據方面,奧哈拉等人將1973年到1995年視爲一個整體進行考察,並重視美國之外的其他國家的走勢,認爲從全球範圍看,1980年以後的上升波段並不明顯。⑥  

  我們認爲,無論是采用主流的總量序列分析方法還是弗裏曼的“理性曆史分析方法”進行分析,上一輪下降長波結束于20世紀90年代的觀點都能得到很好的支持。按照英國經濟史學家麥迪森的數據計算,美、法、德、荷、英、日六國的GDP年均增長率由1950-1973年的5.31%下降到1973-1992年的2.41%,勞動生産率的年均增長率由4.91%下降到2.34%,全要素生産率的年平均增長率由3.04%下降到0.83%。美國經濟學家布倫納提供的七國集團的數字也顯示,七國私人企業産量的年均增長率由1950-1973年的4.5%下降爲1973-1993年的2.2%,勞動生産率的年均增長率由3.6%下降爲1.3%。⑦顯然,作爲一個與“黃金時期”顯著不同的時期,1973-1992年的GDP增長率和生産率增長率出現了顯著下降。1992年之後,隨著新技術革命的擴散所帶來的“新經濟”繁榮、新自由主義的蔓延以及蘇東社會主義的“崩潰”所導致的全球化加速,以及全球範圍價值鏈分工等新業態的普及,⑧全球經濟進入了新的擴張長波,直至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統計,1996-2007年間全球經濟年均增長速度達3.9%。2008年金融危機的爆發作爲一個長波高位轉折點,開啓了生産方式的巨大變革以及資本積累的“技術結構”與“制度結構”的深度調整的全球性蕭條長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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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A.Shaikh,“The First Great Depression of the 21th Century”, Socialist Register 2011, Lodon: The Merlin Press,2010. 

②G. Duménil, D. Lévy, "Technology and distribution in managerial capitalism. The chain of historical trajectories à la Marx and countertendential traverses", 2016, Science and Society. Special Issue: Crises and Transformation of Capitalism,Vol. 80, pp. 530-549.

③高峰:《論長波》,載《政治經濟學評論》,2018(1)。

④ R.Brenner, The Economic of Global Turbulence, London: Verso, 2006, pp.209-210.

⑤ J. Crotty, “Structural Contradictions of the Global Neoliberal Regime”, 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 2000, Vol. 32, No. 3, pp. 369-378.参见孟捷:《新自由主义积累体制的矛盾与2008年金融—经济危机》,《学术月刊》,2012年第9期。 

⑥O’ Hara,Phillip Anthony,“Deep Recession and Financial Instability or a New Long Wave of Economic Growth for U. S. Capitalism? A Regulation School Approach”, 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vol. 5,no. 1 ( 2003) ,pp. 18-43,其具体数据可参见高峰:《论长波》,《政治经济学评论》,2018年第1期。

⑦高峰:《“20世紀世界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和演變”》,載《政治經濟學評論》,2010(1)。⑧劉剛:《從“資本一般”到“競爭一般”和“價值鏈競爭”——當代馬克思主義競爭學說的哲學思考》,載《齊魯學刊》,20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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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六次“V”型長波  

  综合前人研究和上述分析,我们给出表2所示的长波年表。需要说明的是:第一,自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经历了六次康德拉季耶夫长波,目前正处于第六次经济长波的下降波,其升波阶段将于21世纪30年代开启。第二,从一次长波到另一次长波的过渡是一个连续演进的过程,选择某个特定年份作为一次长波的开始或结束只具有象征的意义,它更多的表示那个年代是一个转折的年代,而且每次长波的长度也存在一定差别并总体呈现为波长缩短的趋势。第三,从波谷到波谷与从波峰到波峰划分长波不是一个可以随意选择的简单问题,而是涉及对于一次独立长波的准确理解。佩蕾丝指出,康德拉季耶夫、熊彼特和大多数后继者都倾向于从波谷到波谷划分每次长波,这实际上包含着一次技术革命的后半段和下一次技术革命的前半段。为了避免对历次康德拉季耶夫长波时间序列的机械理解,佩蕾丝以每次诱发技术革命浪潮的重大技术突破为起点,从波峰到波峰划分经济长波,这样每次长波都能够涵盖一次技术革命的整个生命周期,从而能够更好地理解历次长波所蕴含的结构变迁的实质。①同样,为了避免将不同的“经济时代”划入同一长波周期,美国学者大卫.科茨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修正了SSA学派此前将二战之后的“黄金时代”与20世纪70年代之后的“滞胀时期”,即凯恩斯主义时代与新自由主义时代划为同一次长波的做法,而将它们划为分别具有不同制度安排的两次独立长波周期。②为了准确把握经济长波的实质内涵,我们借鉴上述观点,从降波开始划分历次长波,由此得出六次从降波开始的“V”型长波。   

表2  长波年表   

  三、經濟長波的理論解釋  

  關于經濟長波生成機制的理論解釋,除了主流的總量分析將經濟長波視爲經濟增長速度快慢變化所形成的波形運動從而著重于解釋GDP增長率等總量指標的波動之外,更有價值的觀點來自于新熊特學派和馬克思主義學派。弗裏曼和盧桑指出,每一次長波的升降不僅表現爲總産出增長率的變化,更爲重要的是新的技術集群帶來的結構調整,“對所有産業加總求和難以反映出長波的結構性變革特點”。③佩蕾絲也認爲,對于經濟長波的解釋不能主要依據經濟因素,“長波應當被看作複雜得多的、涉及整個社會的過程”。④因此,他們爲了克服熊彼特長波理論所固有的技術決定論傾向,提出了技術、經濟、制度等因素協同演化的理論模型,探討技術革命與制度變革如何推動技術經濟範式的形成與更替並導致“發展巨潮”的“漲落”。曼德爾同樣認爲,“長波遠遠不只是資本主義經濟增長率的有節奏的起伏。各個長波實際上是相互之間有明顯區別的不同曆史時期。”⑤在他看來,由若幹基本經濟變量所制約的利潤率的上升和下降是導致經濟長期波動的主要力量,但是資本主義運動規律的內在邏輯能夠解釋擴張長波向停滯長波的轉變,卻不能解釋停滯長波向擴張長波的轉移,後者取決于資本主義生産方式的一般曆史和地理環境的根本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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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卡蘿塔·佩蕾絲:《技術革命與金融資本》,40頁注釋、29頁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

②大衛?科茨:《“資本主義的新自由主義體制危機》,《中國社會科學內部文稿》,2009年第3期。

③克裏斯·弗裏曼、弗朗西斯科·盧桑:《光陰似箭——從工業革命到信息革命》,264頁,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

④卡蘿塔·佩蕾絲:《技術革命與金融資本》,40頁注釋、29頁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

⑤厄爾奈斯特·曼德爾:《資本主義發展的長波——馬克思主義的解釋》,82頁,北京,商務印書館,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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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SA學派和調節學派則強調,資本主義長期經濟波動的原因應該歸于“制度結構”在多大程度上促進或妨礙了資本積累。顯然,上述研究既有進一步探討的空間也有進一步綜合的可能。①  

  我們認爲,經濟長波是資本主義生産方式演變過程的長期趨勢與外在表現,自18世紀中期以來資本主義生産方式的演變過程表現爲工業革命的展開過程,因此,長波研究必須綜合考量多方面影響因素,深入分析工業革命的展開過程和資本主義生産方式的演變邏輯,方能透視“隱藏于可觀測經濟現象背後的長期趨勢”。參考馬克思的基本判斷:“一定的生産方式或一定的工業階段始終是與一定的共同活動的方式或一定的社會階段聯系著的”,②我們將曆次工業革命作爲概括曆次經濟長波所對應的發展階段的“中間層次”範疇,實現馬克思強調的“始終必須把‘人類的曆史’同工業和交換的曆史聯系起來研究和探討”。③  

  (一)從工業革命理解經濟長波  “工業革命”,或許是經濟曆史學家衆多詞彙當中最爲公衆廣泛接受的詞彙,但是它也最容易導致公衆對于經濟變革的本質産生誤解,④人們對于工業革命的基本內涵、曆史界分以及展開過程一直存在多維解讀和多樣觀點。一種觀點認爲:工業革命是人類社會生産的技術方式的重大變革,第一次工業革命始于18世紀60年代蒸汽機的改良和應用,開啓了人類社會的“蒸汽時代”;第二次工業革命始于19世紀70年代電力和內燃機的發明和應用,開創了人類社會的“電氣時代”;第三次工業革命始于二戰之後計算機和信息技術的創新和應用,開始了人類社會的“信息時代”。裏夫金也從這一維度界分工業革命,他在《第三次工業革命》裏提出,每次工業革命都是能源技術和通信技術的革命及其相互融合。另一種觀點從人類社會生産的組織方式界分工業革命:第一次工業革命是18世紀晚期制造業的“機械化”所催生的“工廠制”替代了家庭作坊式的生産組織方式,第二次工業革命是20世紀早期制造業“自動化”所創造的“福特制”流水生産線,使得“大規模生産”成爲制造業的主導生産組織方式,第三次工業革命是制造業的“數字化”,以此爲基礎的“大規模定制”可能成爲未來的主流生産組織方式。⑤還有學者從社會變革的維度來界分工業革命。克勞斯·施瓦布在《第四次工業革命》一書中便將正在或即將進行的工業革命界定爲“第四次工業革命”,即在物理、數字和生物技術的融合下所引發的一場深入的、全面的、系統的社會變革。  

  上述關于工業革命的理解各有其獨特的視角和價值,但是由于它們或者失之于過窄,將工業革命理解爲技術變革或組織變革;或者失之于過寬,將工業革命理解爲社會變革,而且基本停留于現象描述而難以滿足經濟學理論建構和政策分析的操作需要。從政治經濟學角度出發,我們認爲,工業革命是資本主義生産方式的演變過程,准確理解工業革命的實質需要把握三個基本特征:  

  一是系統性。毫無疑問,工業革命是多種因素相互作用且常常互爲因果的系統變遷過程,必然帶來人類社會的分工範式、産業結構、全球格局乃至生存方式的巨大變革。也就是,工業革命及其影響不僅發生在工業領域,也發生在商業和農業以及社會其他層面。因此,佩蕾絲和弗裏曼等人始終認爲,除非同時出現深刻的社會、組織和制度創新,否則不會發生系統性的“工業革命”;施瓦布也將“工業革命”理解爲一場深入的、全面的、系統的社會變革。但是爲了避免概念的泛化使其失去可操作性,我們必須注意區分工業革命與工業革命的影響。作爲生産方式的演變過程,工業革命實質是社會生産的技術方式和組織方式的系統變革。從技術方式的角度而言,工業革命是社會生産的連接技術、動力技術與制造技術的系統變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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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关于各种长波理论的系统述评可参阅赵涛:《经济长波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刘崇仪、李达昌、王小琪、陈为汉:《当代资本主义结构性经济危机》,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厄尔奈斯特· 曼德尔:《资本主义发展的长波——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南开大学国际經濟研究所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

②《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532、533頁,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③《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532、533頁,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④龍多·卡梅倫,拉裏·尼爾:《世界經濟簡史》,194頁,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12。

⑤ J.Rifkin.“The Third Industrial Revolution”. The Economist, 2012(21):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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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謂連接技術,主要包括交通運輸技術和信息通信技術,是容易被忽視的推動曆次工業革命和人類社會進步進程的重要力量。回顧工業革命的曆史,我們可以發現,連接技術在曆次工業革命過程都扮演了關鍵角色,工業革命的發展曆程也是“連接”的推進過程,沒有人與人、人與物以及物與物之間連接的進步所帶來的貿易繁榮和文明交流,人類社會也不可能取得長足的進步。從組織方式的角度而言,工業革命是勞動之間、勞資之間、資本之間以及國家與資本之間相互關系的系統變革。顯然,工業革命不僅是社會生産的技術方式或組織方式的系統變革,更是二者相互協調、相互匹配的變革過程。  

  二是演进性。正如一些批评者所指出的,“革命”一词虽然突显了工业革命对于经济社会所产生的巨大且不可逆的影响,却容易使人们忽视历史进程的连贯性,误以为工业革命是一个能够迅速摆脱与“旧时代”联系的瞬间过程。①事实上,既然工业革命是社会生产的技术方式和组织方式的系统变革,它们任何一方的变革及其相互融合就必然是一个漫长而渐进的演变过程,那些人们观察到的“骤然”发生的激进变革,例如短期内突然崛起的一批新兴技术和新兴产业,其实是紧密交织在一起的技术创新集群和组织创新集合连续演进和长期融合的结果。因为,“从最初的概念化到技术上可行性的确定,即从发明到商业可行性,从创新到随后的扩散常常是一个漫长与复杂的过程”,甚至,“一个最具革命性的发明几乎要到100年才能替代其前身”。②J.B.克拉克通过对德国和美国的经验研究发现,一种新的生产方式的成熟过程需要长达45年的周期。③戈登通过历史观察也指出,工业革命的伟大发明从出现到产生重大的经济影响往往都有一个较长的时滞。例如,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核心发明——电力和内燃机出现在1870——1900年间,而在工业领域得到广泛应用却是在20世纪初,并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才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产生重大影响。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数字技术革命也是如此。虽然20世纪60 年代大型计算机已在一些大公司应用,1980年代个人计算机已开始逐渐普及,但是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强力推动却主要发生在1994—2004年间。④也正是因此,弗里曼和卢桑倾向于将“工业革命”称为“连续发生的工业革命”,麦格劳、布鲁兰德、图泽尔曼和钱德勒以及佩蕾丝等学者倾向于认为历次工业革命都是一个“百年周期”。⑤  

  三是波段性。既然曆次工業革命都是一個百年過程,顯然它不可能是一個直線發展的演進過程。縱觀工業革命的發展曆史可以發現,一次工業革命往往對應兩次康德拉季耶夫長波。借鑒佩蕾絲和弗裏曼等人的研究,我們認爲曆次工業革命可以劃分爲導入期、拓展期、協同期和成熟期四個階段。每一次工業革命都開始于上一次工業革命成果消耗殆盡從而經濟處于蕭條長波階段,這是一個結構調整的“過渡時代”,是新舊技術經濟範式的接續交替時代,是曆次工業革命的導入期。“新舊斷裂是這一階段的特征”。⑥這一時期是新的技術體系和組織體系的萌芽期也是舊的技術體系和組織體系的衰落期,經濟運行不僅表現爲總産出增長緩慢,更爲重要的是新的技術集群飛速增長帶來的結構調整,新興産業的擴張和增長與原有産業的停滯和收縮,二者之間形成強烈反差。⑦不過,隨著新興技術的逐漸擴散和“先導産業”的不斷發展,工業革命會進入其拓展期。“離心趨勢”是這一階段的重要特征。在這一時期,尚未發育成熟的新興産業在狂熱資本的推動下會過度膨脹並帶動經濟進入擴張長波。然而,由于其他相關技術和産業以及組織制度安排未能有效跟進必然導致“結構失衡”,工業革命會被迫由擴張長波轉入蕭條長波並進入協同期。“協同在本質上是爲擴張而進行的耦合”,協同期是一個結構重塑的“動蕩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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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龍多·卡梅倫,拉裏·尼爾:《世界經濟簡史》,194-195頁,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12。

②道格拉斯·C·諾思:《經濟史中的結構與變遷》,184頁,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

③參見克裏斯·弗裏曼、弗朗西斯科·盧桑:《光陰似箭——從工業革命到信息革命》,149、264頁,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

④參見羅伯特.戈登:《美國增長的起落》,550-551頁,北京,中信出版集團,2018。

⑤賈根良:《第三次工業革命與新型工業化道路的新思維》,載《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13(2)。

⑥卡蘿塔·佩蕾絲:《技術革命與金融資本》,57頁,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

⑦克裏斯·弗裏曼、弗朗西斯科·盧桑:《光陰似箭——從工業革命到信息革命》,149、264頁,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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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一時期,主導技術和次生技術集群以及相應的制度安排和組織體系會深入發展並相互融合,不斷重塑社會生産的“平衡結構”。①隨著新的“平衡結構”的建立,工業革命便會重新高漲並進入最後的成熟期。這是一個經濟增長的“黃金時代”,也是曆次工業革命的技術經濟範式的利益充分釋放並最終走向衰竭的時代。  

  (二)三次工業革命與長波的“W”形走勢  迄今爲止,人類社會經曆了三次工業革命,每次工業革命的展開過程表現爲兩次康德拉季耶夫長波,呈“W”型走勢。表3顯示了曆次工業革命與經濟長波之間的關聯。  

  第一次工业革命始于18世纪60年代的英国棉纺织业,1764年哈格里夫斯发明了“珍妮纺纱机”,引发机器发明、技术创新的连锁反应,开启了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导入期。随着水力纺织技术、焦炉冶铁技术等制造技术和蒸汽动力技术以及相应的工厂制生产组织方式的出现,英国棉纺织业于18世纪80年代末期开始趋向摆脱旧的生产方式的束缚 ,②并作为“先导部门”带动第一次工业革命进入了“拓展期”,形成了第一次康德拉季耶夫长波的扩张波。1790年之后,英国棉纺织业以快于其他工业部门数倍的速度快速增长,并使得英国经济呈现“迅猛、史无前例”的“持续增长”。但是,棉纺织业的过快膨胀所导致的生产过剩,以及由此引发的结构失衡所导致的全面危机在1825年终结了此轮长波,使第一次工业革命被迫进入了结构调整的协同期,开启了第二次康德拉季耶夫长波的下降波。在这一时期,蒸汽机车、铁路网络、机械印刷和电报等连接技术的发展“使得运输和通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迅速、廉价和可靠”,促进了市场的扩张和生产率的提升,增强了“铁-煤-蒸汽机-铁路装备-机械机床”的协同效应,推动了工业革命向尚未受到第一次康德拉季耶夫长波较大影响的产业和地区的传播。这样,19世纪中后期第一次工业革命便进入了它的成熟期,同时开启了第二次康德拉季耶夫长波的上升波。  

  曆次工業革命並非截然分割,前一次工業革命成果的衰竭期正是新的工業革命的醞釀期。1870年之後,隨著第一次工業革命的主導産業出現了明顯的報酬遞減,第二次工業革命開始進入導入期,從而開啓了第三次康德拉季耶夫長波的下降波。在此時期,第一次工業革命時期舊生産方式的“鎖定效應”與電力、鋼鐵等新興産業的“擴張效應”的“對峙”,③使得“死氣沈沈的蕭條”成爲英美等國經濟運行的常態。但是,隨著鋼材制造技術和內燃機、電氣動力技術的不斷創新和擴散以及大型公司和泰勒主義生産組織方式的湧現,以廉價鋼材和電力爲基礎的新投資機會蜂聚的條件逐步具備。19世紀90年代初期第二次工業革命進入拓展期,並開啓了第三次康德拉季耶夫長波的擴張波。這是一個“鍍金時代”,鋼鐵、電力、石油和汽車等新興重化工業部門快速擴張同時也導致了經濟結構、社會結構乃至國際格局的嚴重失衡。隨著1913年經濟危機的爆發,第二次工業革命結束了拓展期並步入了災難性的戰爭、廣泛的革命與嚴重的危機相互交織的混亂而動蕩的協同期,開啓了第四次康德來季耶夫長波的下降波。在此時期,石油和電力的廣泛應用所導致的動力技術革命,電氣化、自動化所帶來的制造技術革命以及電報電話、廣播電視等新的信息通信技術和飛機、汽車等新的交通運輸技術,推動了第二次工業革命在各個産業領域和地區的擴散及其相應的流水線生産和現代公司制度的普及,逐步確立了福特主義生産組織方式的主導地位。二戰之後第二次工業革命便迅速進入成熟期,開啓了第四次康德來季耶夫長波的擴張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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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胡乐明、刘刚:《再生产结构与资本主义经济周期的演化路径》,载《經濟學動態》,2013(11)。

②毛紡織業自15世紀以來長期是英國最重要的産業,受到了封建行會勢力的保護。因此,棉紡織業與毛紡織業之間新舊生産方式的激烈競爭與對抗是這一時期的重要特征。參見馬克斯·韋伯著《世界經濟史綱》,215-218頁,北京,人民日報出版社,2007。

③這種對峙所造成影響的典型例證便是英國的衰落與美國的崛起。許多研究認爲,正是舊生産方式的“鎖定效應”導致了英國的衰落,新興技術和新興産業的“擴張效應”造就了美國的崛起。參見克裏斯·弗裏曼、弗朗西斯科·盧桑著《光陰似箭——從工業革命到信息革命》,254-263頁,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趙濤著《經濟長波論》,176-180頁,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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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工业革命与康德拉季耶夫长波(每次工业革命包括两轮技术革命)

  20世紀70年代初,“滯脹”的到來終結了第二次工業革命的“黃金年代”,也開啓了第三次工業革命的導入期和第五次康德拉季耶夫長波的下降波,電子芯片技術和電子計算機技術以及互聯網技術與後福特主義生産組織方式的不斷發展推動著“新經濟”與第二次工業革命舊生産方式的“斷裂”。20世紀90年代初期,第三次工業革命進入拓展期,狂熱的金融資本推動著“新經濟”的快速膨脹,形成了第五次康德拉季耶夫長波的上升波。2008年金融危機的爆發終結了資本的狂熱同時開啓了第三次工業革命的協同期和第六次康德拉季耶夫長波的下降波,人工智能、物聯網、區塊鏈等連接技術、智能制造和3D打印等制造技術與新型能源動力技術以及相應的分散式、網絡化、平台型生産組織方式趨于深度融合與廣泛擴散。或許,經過此輪長波的深度結構調整,第三次工業革命將在21世紀30年代迎來自己的“黃金時代”。

  四、尾論  

  熊彼特曾經指出,“如果一個人不掌握曆史事實,不具備適當的曆史感或所謂的曆史經驗,他就不可能指望理解任何時代(包括當前)的經濟現象。”①同樣,脫離曆史框架的經濟學也不可能指望成爲科學的經濟理論。從一定意義上說,政治經濟學是研究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曆史過程的科學,它不應也不能脫離資本主義生産方式發展演變的曆史過程。遺憾的是,馬克思所奠立的“邏輯與曆史相統一”的理論傳統一直以來並未得到有效遵循,馬克思以“絕對剩余價值的生産”和“相對剩余價值的生産”爲主題所展開的關于資本主義生産力發展、生産力與生産關系的矛盾運動以及生産方式演變過程的曆史與理論相結合的精致分析,要麽被“濃縮”爲省略了曆史內容的抽象而僵硬的“教科書模型”,要麽被“深化”爲缺乏理論抽象的瑣碎而具體的專題研究。恢複馬克思的理論傳統以煥發政治經濟學的生機和活力,長波理論是一個可資借鑒的富有張力的理論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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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約瑟夫·熊彼特:《經濟分析史》,第1卷,31頁,北京,商務印書館,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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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尽管大量的具有马克思主义倾向的学者参与了长波理论的早期开拓和后续发展,长波理论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框架迄今并未完全确立,调节学派和SSA学派尽管通过“中间层次”的建构提供了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长期变迁的“制度”分析,却有意无意地忽视了技术变革的历史作用;曼德尔通过讨论再生产方式的演变,把握住了技术革命与制度变革之间的矛盾运动这个基本方向,但是未能发展出一个以“中间层次”分析为中心的阶段性解析。因此,在唯物史观的视角下为长波理论构建“一个全面的方法论基础”,有必要将调节学派和SSA的中间层次分析与曼德尔的技术重要性逻辑相综合。技术是资本主义发展引擎的“燃料”,生产力的自行发展有其内在的原因和发展规律,①马克思主义长波理论的未来发展必须将技术变革和生产力的发展过程及其规律“圆满地吸收到其理论体系之内” 。②  忽视历史本质的主流长波研究的技术主义倾向需要避免,陷入历史细节的描述主义的长波研究倾向也同样需要克服。长波研究的重要目的不在于还原和描述历史,而在于透过“一再发生的事件序列”发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演变发展的动态规律与未来趋势。经济长波作为生产方式演变趋势的外在表现,是多种因素在各个资本主义经济发展阶段的综合作用,技术、经济、政治、文化等社会子系统都是理解经济长波的重要因素。因此,长波研究不仅要揭示生产力“归根到底”的决定作用以及技术与经济的互动机制,而且也要揭示政治与文化的长期变迁及其作用规律。霍布斯鲍姆曾提出如下假说:社会矛盾总是在“长期发展阶段”末期或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结束时蜂拥而至,弗里曼和卢桑基本赞同上述假说,指出社会矛盾会在长波的高位转折点和低位转折点出现蜂聚现象,并掀起工人罢工运动浪潮。③佩蕾丝则认为,“技术革命—金融泡沫—崩溃—黄金时代—政治动乱,大约每半个世纪就会重新再来一遍”,自由放任与国家干预也会每隔二三十年互换位置。④曼德尔、调节学派和SSA学派等也尝试探讨结构性危机、阶级斗争、政治权力之间的互动机制及其作用规律。马克思主义长波理论的未来发展必须彻底克服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机械决定的陈腐论调,科学揭示权力结构、意识形态及社会文化的演化规律,彰显马克思理论框架分析长期变迁的突出优势。  

  政治經濟學是“致用之學”,中國的長波研究也必須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提供理論支持。經濟長波是工業革命展開過程的外在表現,工業革命曆來不是所有國家同步發生的經濟現象,因而工業革命和經濟長波首先是主導性國家的一種經濟現象。第一次工業革命即第一次長波和第二次長波主導性國家是英國,第二次工業革命即第三次長波和第四次長波主導性國家是美國和德國等國。對于後發國家而言,工業革命的導入期和協同期是趕超領先國家的重要“機會窗口”,英國和美國正是分別在第一次工業革命和第二次工業革命的導入期實現了對領先國家的趕超。目前,全球經濟正處于第三次工業革命的協同期和第六次長波的降波階段,這是一個深度結構調整期也是一個包括中國在內的後發國家趕超西方發達國家重要機遇期。曆史經驗表明,後發國家能否通過科學的技術進步和制度創新戰略推動生産方式擺脫“舊勢力”的“鎖定效應”以實現持續的“結構升級”,推動各個社會子系統相互匹配並爲關鍵技術提供完善的“支撐結構”以提高先行部門的帶動能力,推動新興技術和新興産業搶占全球競爭的“制高點”及其全球擴散以拓展其“發展空間”,是後發國家能否把握趕超機遇的關鍵。中國馬克思主義長波理論的未來發展必須深入總結工業革命與經濟長波的擴散規律以及後發國家的趕超路徑和趕超規律,以助力“兩步走戰略”的順利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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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參見馬昀、衛興華:《用唯物史觀科學把握生産力的曆史作用》,載《中國社會科學》,2013(11)。

②W.W.羅斯托:《這一切是怎麽開始的》,2頁,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

③參見克裏斯·弗裏曼、弗朗西斯科·盧桑著《光陰似箭——從工業革命到信息革命》,369-377頁,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

④卡蘿塔·佩蕾絲:《技術革命與金融資本》,10、68頁,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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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稿:張佶烨;審校:王硯峰)